我不是跪在地上，而是趴倒了。
雨水贯穿了整个三天的仪式，天好像就没有亮过，黑色的灵棚无限地扩大着，弥漫着，笼罩着在场所有人，大团大团的黑色里，穿戴孝服的白点闪烁，无力地在同一片黑暗中出出入入，我整个人都在黑暗的挤压中，黑暗越抱越紧，前臂粗大的肌肉把我的颅骨碾得能够真切感到钙质的脱落，挤压得众人的面目终于不清晰了，在生人和死者之间硬硬挤出一个更深邃的空间，无法逾越。
奶奶一直在众人的监护下，她知道那个一直叫她“掌柜的”人走了，她的脚步已经不能跟着这个声音，只能在眼神中空洞地追着，觅着，却还不见结果。
这场葬礼，我只能维持趴和半趴半跪两种姿势。父亲却一直正襟危坐着，面目比以往的紧绷更加紧张，几乎是严厉，而且没有一滴眼泪。
我温柔慈爱的爷爷走了，他睿智坚强的父亲走了，他却不留一滴眼泪。
直到三天过去，第三天晚上，回到家里。
半夜，一个陌生的哭声把我从黑色的睡眠中抓出来。这不是我哭，不是母亲哭，楼上？楼下？隔壁？
不是。
我的卧室与父母的卧室仅隔一墙，这清晰的声音是通过这堵墙渗进来的。
是父亲。
只能是他了。
我的耳朵贴在墙上边听着，边觉得不可思议——父亲，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我懂事后的十年间，只有一张板着的脸，不知让多少人哭过，自己从未哭过。
这声音象受伤的野兽，已经不像是哭，更像是嚎叫，轻轻地，颤颤地，不再是我面前的父亲。
早上的父亲依然严肃，正常出门，去工作。
次年上祖坟，父亲多了很多默默的絮叨，声音拖得长长的，吐字缓缓的，像是在唱什么。
在唱什么，我从未敢过去听个清楚，不是惧怕父亲的威严，因为他在此时没有威严了，只有专注，异常的投入。
有多少老人都熬不过这个冬天。
熬过的老人能否熬过下一个？
我的老人，斯逝何急。
我的爱，斯之何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