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到我9岁读三年级时，我就转学去了外地读书，一年很少回家。可能渐渐大家都长大了吧，见面也只是含羞的打一下招呼，再也没有很要好过，也没有吵过架。
（二）
清晨起来，下了一夜的大雪还没有停止，天地间灰蒙蒙的一片混沌，远处的山峦只能望见模糊的轮廓，大地银装素裹。雪花还在轻盈的荡漾，舞动着降落在这片寂寥而又荒凉的大地上。街上已有了些嘈杂的纷乱，不时传出一阵阵鞭炮的声响，年关又要到了。
吃午饭时，母亲像获得了一份重要情报似的对我们父子说：“早上去买豆腐时，听东东娘的也就是你五婶婶说，艳艳哪里是因为女婿赌博喝酒才打架的，纯粹骗人呢，你五婶婶说她是偷人家钱来了，人家才把她打成那样的。”母亲一边吃一边说，好像这样的“缘由”才更有嚼头，谈论起来才更富有诱惑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社会里，平凡的事情我们已经麻木了，只有那些匪夷所思的传闻才能掀起我们内心的波澜。我想要是有人说艳艳是因为在外面偷汉子才被打的，那估计会更能激荡起无聊人们的兴趣，“桃色事件”往往会更符合大众的口味。
“东东娘的怎么知道人家艳艳是偷钱来了才挨打的？以后不知道的事不要乱传。”我父亲用责备的语气对我母亲说道。
“你看你，这话又不是我传的，你忘了东东的姐姐就嫁到山西了，好像和艳艳家不远，打电话回来说艳艳把人家的钱偷了不少。”母亲反驳道。
“这家人，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母亲又说了一句。
让我想到很小的时候，每次艳艳来我家玩，母亲总会叮嘱说，留心看住点，人家说她家大人娃娃都会偷人了，偷东西可厉害呢。
其实母亲听到的这些传闻并不是空穴来风。
小时候每当我们吵架了就会骂艳艳是贼娃子。因为她有一个实实在在以做贼为业的父亲，他做贼在我们那片居民区里是公开的秘密。每到年关，就会跑到深山里的农村去“发财”。
陕北的农村很多人家都会养几只羊。因为贫瘠的黄土坡上农耕相对落后，农民靠天吃饭，遇到好的天年，风调雨顺种植业自然能收成不小，可是遇到大旱的天年，颗粒无收，就会有因饥荒而饿死人的事情发生。牧羊相对收成稳定，再旱的天年也不可能把黄土坡上的杂草都旱死吧，所以放羊成了数代陕北人的传统。后来因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太严重，国家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在陕北的农村大规模的进行植树造林护土工程，为了保护新种植的树苗，要求所有放羊的人们不能再漫山遍野的粗犷放羊了，只能把羊圈养起来，这样在农村中就形成一种小规模的圈养羊群，一般一户最多养五只左右，因为养太多了弄不到草吃。这样的小规模羊群，往往会在院外的硷畔上订个桩子拴着或者挖个小土窑窑里关着，这就给像艳艳父亲这样的“生意人”创造了机会。
每年快过年的时候，艳艳的父亲和我们那里的几个年轻人就以做羊皮生意为借口到山里的农村去探探路，瞅准目标，半夜里就把别人家的羊杀死血放干，一只肥羊的肉也不过二三十斤骑着摩托车很容易就搬运回来了。那些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有时早上起来去羊圈看羊才发现圈里就剩几颗血淋淋的羊头了。这些偷羊的贼都是杀羊技术很高明的，捂住羊嘴，一刀割过去，羊就再也不会出声了。丢了羊的农民有时像丢了自己命根一样难受，辛苦了一年啊，有的人家养了一年的羊自己也舍不得杀的吃肉，而是要卖了赚钱花。
艳艳的父亲不仅仅干偷羊这行当，有时几个人合伙开个三轮车出去，到农村里偷粮食，撬门偷钱的事也敢干。
艳艳的绰号贼娃子，就是从她父亲那里得来的。
后来听街坊邻居们都说艳艳的母亲也会偷东西了，艳艳也会偷东西了，以至于我们那里谁家门外放个板凳不见了，谁家院子里的枣树少了几颗红枣，谁家娃娃的玩具不见了，谁家什么东西找不到了自然会怀疑到是不是她家干的。大家都是背地里传来传去，谁也不敢当面讲出来，害怕艳艳的父亲报复了，那家伙真的什么二事也做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