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对教育、科学、文化等公益事业的投入就很低。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教师是让人羡慕的职业，中国却不是。他们的教育投资是“宝塔形的”——下大上小，夯实基础；而恰恰相反，中国的教育投资是“漏斗形的”——上大下小。其结果自然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师从何而出？但在中国公款吃喝挪用却数目巨大且了无止境！公共权力无法有效的控制。滥用权力无法有效控制，滥用纳税人的钱财无法有效管制。腐败无法有效遏制。谁有心情成大师！
所以近十几年来大学的大趋势是追求校园大、楼堂所大、师生数字大。学者官僚化，官僚学者化，学问官腔化，学人庸俗化。大学工厂化、学院公司化，教育产业化，教授“经理”化，学问、金钱、权力和权利大杂交、大变异，哪里还能出什么大师！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前辈——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的忠告：“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见他们与真正的大学之道背道而驰！那么真正的大学之道是什么呢？其实先人已有明确的回答，“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我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唯一一个瓜瓞绵绵活了五千年的民族，其为学之道、做人之道、治国安邦之道、生存之道均在此！
所以同是北大清华南开的大学，为什么在艰苦作绝的八年抗战时期，能培养出那么多大师，而近几十年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温总理已有察觉和回答即：“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可见自由、民主、科学、博爱、善良、公平和正义是哺育人才的“三春辉”，是养育人才的“和风”，是滋润人才的“细雨”，是出产人才的“沃土”。孔子在《论语·里仁》叹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闻道，晚上可死去。对真理或某种信仰的追求是多么迫切啊！古人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200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如果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形容那些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那么，他首先必须是‘担道义’，这个‘道义’就是研究工作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然后才是‘著文章’，揭示科学规律。”明末顾炎武有诗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认为“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所以培养人的忧患意识、自立自强意识、求善求美的道德意识，求道求真的科学意识才是大学的根本，才是培养大师的不二法门。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有个前提，那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黄炎培、毛泽东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话”——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问黄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在谈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时，特别提到“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