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一解
——腐败文化之根源
周忠炳
最近教丁肇中的《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所谓“格物致知”是片面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实验精神，为什么呢？就自然联想到《列子·汤问》里《两小儿辩日》中孔老夫子对两小儿争论的“早午间日大日小日凉日热”的自然现象“不能决也”的讽刺——“孰以汝多智乎！”就有的永久而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原文如下：《列子·汤问第五》：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 ：“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 ：“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 ：“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 ：“孰为汝多知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重文轻理”的结果。能出科学大师吗？
孔子是只重视有关“仁义礼智信”的“人际学”而鄙视“自然科学”，轻视体力劳动的。所以他不懂科学，受到嘲讽是必然的了。二千多年来、孔子的学问走向决定了中国人学问的走向！儒家文化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即轻视自然科学、鄙视自然科学乃至反对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到了清代最突出。《尚书·泰誓下》：禁“作奇技淫巧。”清代管同《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再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一个“小人哉，樊须也！” 好一个“焉用稼！”有了礼义信，就不用体力劳动了么！孔子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劳动者。而是“学而优则仕”的统治者。这是剥削人的文化，剥削人的思想。即“人吃人的文化思想”。
看《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食”者“吃”也——供吃或被吃！这是不平等的文化，极不科学的文化。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里只有“治人”之学为最高的学问！而鄙视“治物”即“格物”之学。所以到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近代和现代社会里，活了五千年的中国人，拿得出手的只有前辈的“四大发明”，而爱迪生、牛顿、达芬奇等任何一个西方科学巨人随便摸出一项来都会使近、现代中国人汗颜不已。
其实在中国传统教育里还有近视的功利观念乃至发展到“穷斯烂矣”的地步！先有“武王伐纣”时的申公豹为图一己私利背叛师门而挑起人间、仙界的战端。这虽然只是神话但对现实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接下来春秋战国时，只图一己之私利而不顾是非、逞一己之能、纵横天下、荼毒生灵、倾国覆家者大有人在。看：
首先是鬼谷子----纵横家之鼻祖，他的弟子是纵横颠倒人生，暴戾恣睢的生活的典型。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本经阴符七术》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主要是谋求功利的思想，认为一切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如何运用谋略口才进行游说，进而控制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以牟取一己之私利。满足一己之私欲。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阴谋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是一部诡诈戾气很重的“治人兵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