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在村里受人敬重，不仅因为他人晶好、有文化，更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的姐姐哥哥也戴上红袖标要出门造反，却被姥爷喝住：“你们造啥反，这又不是旧社会。”哥哥说：“这是毛主席让造反哩！”姥爷就来了气：“那也看毛主席说得对不对，大食堂你们没挨过饿？那也是毛主席让搞的，后来咋样？毛主席自己就承认错了。”这话现在听来稀松平常，可那时是一个什么年代呀？怪不得后来说起此事，哥哥总用赞赏的口气对我说：“咱姥爷不是一般的农民，有头脑。”
姥爷有时也很幼稚。小学老师向他请教珠算问题，临走时谦让了一句：“要不你去给学生讲讲？”姥爷却当了真，穿着脏兮兮的长袍果真就上了讲台。他用自己当学生时的语调，“我们”念成“俄们”，白胡子一翘一翘的，笑得学生起哄乱喊“俄们”。及至姥爷拿出绝招双手在算盘上翻飞舞动，学生们看得眼花缭乱，都被镇住了。姥爷这一课竟在村里引起了学珠算小热潮，姥爷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
我上小学时整天泡在背语录大批判政治浪潮中，看到我的作业本错字连篇，姥爷就吵；“就你这样儿将来能成啥事？”每次吃罢晚饭我提着灯笼送他回家时，姥爷就教我背一些名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不进则退、非进退也，彼进而我不进。是为退也”等等，他教一句我背一句，然后连起来背，等我完全记住后他再解释什么意思，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月光如水，春夜寂寥，姥爷和我的声音像满地游走的鬼火一样，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闪烁。那是反潮流交白卷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所有传统文化知识都成了封资修，人们也许没有想到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悄悄跟他们唱着对台戏。
晚年的姥爷，在我印象中总是在我村与他村之间的小路上奔走。那时我母亲己病重在床。姥爷白天来时提着用玻璃瓶自制的灯笼，加上他一身不合时宜的长袍瓜皮帽，很滑稽，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他精神有毛病。他每天来后坐在我母亲一侧，默默吸着旱烟，有时劝导我母亲几句，暮色四合时我提着那昏暗的灯笼把他送走。有时他不让我送，我就站在村口树下默默看着那微弱的灯火和姥爷在远处消失。当时年少的我不太理解姥爷每天的奔走，现在想来，一生坎坷的姥爷那时他的内心是如何孤独和痛苦呀！因为他将再一次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情，他担心这可怕的现实又要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姥爷彻底病倒在床不久的1980年春末，我母亲的生命就永远定格在了52岁的年轮上。为了不使风烛残年的姥爷伤心，我们所有亲友都订下同盟，对他封锁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怕他承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1982年，我师专毕业参加工作后，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见面，他总是竭力打听我母亲的病情，我总是支吾着避开话题，拿出点心让他吃，他却推脱说：“我不吃，拿回去让你娘吃吧！”我说家里还有，我母亲吃不完，其实我母亲已去世二年。我不想哄姥爷，又不得不哄。临走，姥爷对我说：“让你娘别结记我，等我病好了再去看她！”我转身跑出了屋门，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终于喷涌而出。
姥爷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于1983年春去世。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我终于从乡间小路走进了城市。但我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少出息，总觉得有愧于姥爷的期望。假如毛泽东和姥爷一样长寿，姥爷能否看到我这一天呢？我不敢想。
去年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位至今仍在发光的红太阳时，我马上想到了安葬在老家荒野中的姥爷。如今除了至亲，还有几人能记得这个一生在乡间小路上徘徊奔波的沧桑老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一生没有走出乡间小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沦落乡间的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个人行为，没有呼风唤雨影响历史进程的号召力，自然也就没有让人们记住他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