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想，如果当年姥爷像毛泽东一样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说不定毛泽东和姥爷还会经常商讨国家大计哩。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姥爷本家一个叫谢林的兄弟在姥爷回村不久，从乡间小路上走出去时还是一个大活人，回来时却变成了一张烈士证书。姥爷曾指着对门谢林家“烈属光荣”的牌子说；“当年我要是出去了，说不定咱家门上也是这个牌子。幸亏我没出去；”从这句话看出姥爷的小农本性。所以我推断，即使姥爷当年走出了乡间小路，未必真的能像毛泽东一样百折不挠，说不定半路当了逃兵或叛变革命，那给我们这些做后人的带来的不仅不是福音，甚至是灾难，想到此，我心便也释然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他当年真的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子跑到了台湾，今天重返故土依然是威风八面，许多类似的人都成了统战部门的贵客，如此同样能让后人沾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谁能说得准呢？可姥爷既没有红得让人羡慕，又没有白得让人发恨，这大概是中庸之道在他身上的最好体现。他的中庸让我这个后人多了一份世俗的遗憾。
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几位亲人，姥爷虽然没有革命，可他在情感上遭受的打击并不比毛泽东少。我的亲舅舅，也是姥爷四个子女中惟一的儿子，中学毕业后要与同学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结果被姥爷像当初他父亲对他一样给阻拦了回来。18岁娶妻生女，21岁时患阑尾炎，因农村医疗条件差而不幸早逝。舅舅的同学后来大都成了国家干部。舅舅要是参加工作，这种小病至少不会因为医疗条件而丢掉性命。为此，姥爷捶胸顿足：“是我害了俺青子。”青子是舅舅的小名。这种负罪感，姥爷在晚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没事的时候就到舅舅坟上拔拔杂草，坐一阵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呀！毛泽东听说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还泪流满面，何况姥爷一个凡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舅舅死后不久，姥娘也因想子心切而气病身亡。那阵子姥爷像疯了一样沉默寡言地在村里村外不停转游。因距我村仅二里路，他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有时一句话也不说，吸着旱烟默默坐上半天。舅舅死后，—年轻守寡的妗子耐不住寂寞，与后街一个有妻室的村干部厮混，被姥爷的谢家族人捉奸成双，五花大绑在村头槐树上。姥爷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对男女苟合之事一向睥睨不齿，但在族人请示如何处置我妗子时，姥爷流着泪，旱烟一袋一袋接着吸，沉默半天，宽容地说；“咱青子不在了，别再为难他了，让她走，以后别再登谢家的门。”于是妗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乡，却始终不忘姥爷的宽宏大量，过年过节总是派女儿来风火村探望。要知道，如果不是当年姥爷放她一马，这种有辱门庭的事情，族人至少会把她的腿打断。
心地善良的姥爷，尽管对农活儿并不精通，由于识字，为人正直，在村里威信极高，谁家生气打架请他去调解，红白喜事请他当去主事。尽管是富裕中农，一个仅次于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成分，可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安然无恙。在队里干的是最轻巧的活儿，如看场、看青、看果园，队里有了事，队长总是找他出主意。上初一时我曾和同学逃课，一起骑自行车到二十五里外的县城，第一次进县城就在县农林局门外橱窗里发现了姥爷与下放到他们村的教授在农田里查看庄稼的照片。那个下放到风火村的河北农大教授，因为那时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在村里很受冷落。而姥爷对读书人却非常敬重，经常找教授聊天下棋，雨后教授门前泥泞不堪，很少干体力活儿的姥爷用挎篓一趟趟从远处背来干土填平，感动得教授直抹眼泪。、姥爷却搓着手上的泥土安慰教授：“你是有学问的人，对国家有大用处哩！”风火村是学大寨先进村，在姥爷的带动下，村里对那教授逐渐重视起来，后来那教授也成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又红又专的先进典型。看了照片，同学羡慕地说：“你姥爷真不简单。”那时破旧的县城在我们这些乡下孩子们眼里不亚于现在的北京上海；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姥爷的这张照片不亚于库尔班与毛泽东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