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躺在床上心绪不宁，难以入睡。阶级斗争分析会是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热情少年变的迷茫、无助，并感到隐隐的肃杀气氛。这活生生的现实冲击着我未曾经历风雨的心灵。那个霍老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就成了“四人帮”的人了？他想破坏社会主义吗？他对此际遇为何这般淡然？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这分析会也是个公式化的活动，并无新意，体现政治不松懈。每次分析会上，作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霍老五（因兄弟行五，习惯称之霍老五）要站立在会场中间。霍老五一九六八年在陕西西安一家工厂被打成右派，遣返祖籍，改造思想。霍老五家原是本村富户，两进院楼房，上百亩地，骡马成群，霍老五自幼读书，发奋求学。土改时，他主动把财产交出来，并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后人事沉浮变幻，几经辗转，在西安一家工厂参加了工作。他儿子现仍在西安工作，他带着儿媳、孙女回了老家。前几年，儿媳因病去世，现只有孙女和他一起生活。他孙女也因爷爷的成分问题读完初中就停学了，有十六、七岁，已参加生产队劳动。
不经意间，我开始留意霍老五这个人。出工往地里走时，他低头跟在后面，不声不响；中间休息，他远离人群，随地坐在土沿上或路边抽旱烟，烟杆烟窝磨的丝丝发亮，烟袋不足巴掌大用绳栓在烟杆上。他依旧照抽着烟，烟雾袅袅，烟袋晃晃悠悠。有时，他用力吸上一口，张开嘴任那烟雾从嘴中慢慢飘出来，看出他难得的惬意。干活时，不管活轻活重，他是从不掉在后面的，也可说是他不敢掉在后面。收工时，地里多余的生产工具都是他扛回来的，这好像是不成文的规定。看得出，有时干半天活儿他也是很累的，那神态极疲惫，再干多余的活儿却不能抱怨。同龄人自然与他不屑一顾，常常颐指气使。逢此类事，他也只有唯唯诺诺。年轻点的人，不断讥讽，拿他取乐，甚至一些脏话，他听起来最多也就是咧着嘴笑笑，用手抓抓头皮，转身而去。他穿的衣服永远是灰蓝色，偶尔头上包条白手巾，我感到他的心是痛苦和孤独的。但仿佛觉得霍老五并未因屈居人下、忍辱负重而低沉。看着他诚恳、老实的样子，我想：他怎么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
他的孙女叫霍笑梅，人如其名，长的像是笑着的梅花，两眼发亮，脸庞白里透红，腮边的酒窝时隐时现，她生性活泼好笑，个子不高，渐丰满的身体时时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虽然她不像爷爷那样处处受排斥、压制，但仍然有着无形的自卑的影子左右着她。尽管她说说笑笑，却时常发现她长时间呆坐一处。
转眼麦收在即，收割前的准备早已开始。马车、排子车、小拖拉机都要检修；镰刀、绳子等用具也准备就绪，队长从早到晚不停的忙，政工员逢人就喊叫嚷嚷，以让人高度重视。眼见四野麦子一天天发黄，社员们的心里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妇女们往家里买面、买菜、买肉，像过红白事一样准备，毕竟抢收是一项繁重苦累的农活。但是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内心里却是甜蜜喜悦的。
收割的前一天，生产队开了会，算作动员。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社员们就齐刷刷的集合起来，近百人头戴草帽、手执镰刀走向麦田。第一镰是有讲究的，得由农活全、力气大、能带动其他人麦收速度的人来担当。记得我们到麦田后，我们生产队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脱掉上衣，用力摔在地上，往手上吐口唾沫，弯下腰来，左手把麦子往下一拦，右手持镰，用力往回一拉，急促的嚓嚓声过后，第一缕麦子割了下来。队长用力一摆手，人们都俯下身，按着每人两垄开始收割。割麦子时没人说话，一是弯腰干活，二是社员们都追着头镰争速度，唯恐掉在后面。地里只有镰刀声和轻微的放麦秆的声响。偶尔有人直直腰，擦一下汗，便迅速弯下腰来。天渐向午时最为苦累，天上有骄阳当头，地上热气腾腾，地面上的细土在身边飞扬，又热又累又脏。男男女女的脸上沾着尘土，淌下的汗水又在脸上冲下一条印子，十分滑稽。相对看时，都忍不住的笑，但是没有人喊苦的。
很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