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暑假，我如愿接到了来自南方一所大学的通知，弟弟很开心，自告奋勇回来带我去学校。那是弟弟离家外出一年半第一次回家，虽然依旧开朗活泼，却明显透出疲惫与沧桑。弟弟买了个手机，小巧玲珑的，一个男生也没说买个大气点的，我嘲笑。母亲却开心，不管什么样的能用就好，以后方便我们找他了。
同学，你跟你哥哥先坐在那边等一下，顺便填下这张表。在学校体育馆办理助学贷款手续时，学院学生会的师姐对着我和弟弟有礼貌地介绍程序。
他是我弟弟。我惊讶，有些不自然地纠正。
哦…。不好意思………师姐不好意思地道歉。我看到她满脸的疑惑，心里有些难过。弟弟一脸的坦然。
这个手机给你用。送我到宿舍后，弟弟临行前把那个崭新小巧的手机给我。我执意不肯要。
你拿着吧，弟弟解释，这里不同于内地，很多有钱人，刚在体育馆我看了下，即使是去申请贷款的也都拿着手机，你好歹也得有个，太寒酸了在同学面前也抬不起头，这个不是很好，你先凑合用着，过段时间我再买个好点的给你。
看着弟弟消失在来往人群中的身影，不禁落下泪，倘若不是为了家人，现在他应该也刚进大学，脸上写着的应该也是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吧。
弟弟工作的地方距学校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穿越了城市四个区，我不知道原来特区也有这么落后的地方。深圳的关外与内地的乡镇没有太大区别，到处是低矮的厂房，混乱不堪。
找到弟弟上班的工厂，外面的花坛上坐了一堆年龄不大的男孩子，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奇装异服，有的甚至叼着香烟，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见我走近，那群孩子来了兴致，拍手冲我笑着叫着起哄。
你别理他们，弟弟出来接我，笑着解释，他们都没有什么坏心，只是不上班时闲着无聊，附近又没有玩的地方，见着人就逮着起哄寻开心。
我愕然，每天十多个小时面对机器，偶尔有空休息就这么打发时间，这究竟是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你女朋友么？那群孩子见弟弟出来，停止起哄，热情地询问。
你胡说什么，弟弟哭笑不得，她是我姐！
你编什么啊？他工友不信，是你妹还差不多！
弟弟没再搭理，径直走进工厂宿舍。
后来我几次去厂里找弟弟，那些工友们总是扯着嗓子喊弟弟的名字促狭地叫，你妹妹来了！我怒。弟弟笑，这说明你看起来很年轻啊，干嘛生气。
几年的艰辛生活磨砺，除外表上掩饰不住的沧桑，气质里也多了些成熟与稳重，难怪总被人误解是我哥哥，我心里又有些难过。
随着父亲渐渐康复，家里也慢慢好起来，弟弟开始频繁地换工作，从深圳到东莞到惠州，虽然都是组长，车间主任一类冠冕堂皇的头衔，却始终在一些小工厂作坊里徘徊。我清楚并理解弟弟的不甘心，可是也明白他的艰难处境，不高的学历残酷地将他与自己的梦想隔在世界的两端，只可观望却无从接近。
姐姐和我相继毕业工作后，弟弟已经不再是家里的支柱，他那微不足道的工资对于家庭已经无足重轻。
弟弟在我的支持下决定回乡发展。他说城市虽好却终究不是他的归宿。我明白他的无奈。父亲母亲姐姐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能在一个厂里做着主任，拿着每个月2000左右的工资已经不错。
我想他们始终不会明白每天呆在低矮的厂房里看着机器旋转的压抑与无望，不会明白通过对着路人拍手哄笑来娱乐的辛酸与无奈，更不会明白打工仔这个称谓后的轻视与鄙夷。
后来，弟弟在姐姐的支持下决定北上去北京谋求新的出路，通过工作实现理想价值已没可能，也许自力更生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从头开始做一件没有任何经验的事情是怎样的艰辛，一如我不知道弟弟当年南下深圳是怎样寻找工作怎样千方百计省钱去修补千疮百孔的家庭。然而，那段最艰苦的日子我们已经安然度过，而弟弟的事业也即将启动，无论如何，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