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弟弟在北京承包的大排档明天开业。为了这个“事业”，弟弟从去年年底一直忙到现在，终于要开业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是欣慰，同时又无限感慨。
弟弟小我两岁，却比我在社会上多混了五年。我想，倘若不是当年家里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弟弟如今是在继续念书，还是也同我和姐姐一样，能够出入高级写字楼，拥有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
2004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一如我那贫寒又雪上加霜的家庭。那年冬天，村里有人投资建立养殖基地，父亲便前去帮忙打些零工，挣些小钱补贴家用。在内地农村，对于除田地的微薄收入外没有其他固定经济来源的农民来说，打零工是最常见的增收途径。
那年12月的一天，父亲吃完午饭，继续前往基地干活。那天他们的任务是将矗立在基地中的废弃的电线杆拔起拖走。在寒风中热火朝天干活的乡亲们谁都没有意识到灾难的来临，反而想着拔完最后一个杆就能拿到几十块的工钱兴奋不已。
灾难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来了。当他们奋力拔除最后一根杆时，那根钢筋水泥做的杆毫无征兆地拦腰折断，并毫不留情拦腰砸向推开工友自己却来不及躲避的父亲。
经过抢救，虽脱离危险，医生却说可能父亲可能从此不能再站起来。消息传出，村里流言四起，很多人背地里说，那半根电线杆砸倒的不仅仅是父亲，更是我们一家姐弟四人的前途。
年轻时的父亲母亲违反计划生育生下了姐姐和我，以及两个弟弟，本来温饱的家庭由此走向贫困，好在我们姐弟四人比较争气，念书成绩都还不错，父亲说这是他努力挣钱的力量源泉。
父亲倒下时我们姐弟四人的情况是：姐姐在北方一名牌大学读大四，并且已被保送北京一所学校的公费研究生，我正读高三，面临高考，大弟弟读高二，小弟弟还在读初一。平日里我们姐弟四人的学费就靠着父亲卖粮食打零工，以及来自学校社会的援助勉强支撑着，现在父亲倒下了，想要维持现状已无可能。
父亲出院回家修养后，家里召开会议，协商对策。小弟年幼尚不懂事，我们姐弟三人争着要求退学工作，一为家里减轻负担，二为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几番讨论得不出结果。其实，当时的情况，无论谁退学家人都于心不忍，可是如果没有人退学，大家也都无法撑到最后。
最后大弟拿出长子的威严，果断决定由他退学出去打工，理由是：姐姐还差半年就能毕业，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已经确定保送，又是公费，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我头脑简单，性格懦弱，出去非但不能挣钱，反而照顾不好自己，平白让家里担心；而他，虽然比我和姐姐年幼，却是长子，父亲倒下了，理应由他撑起整个家庭。
那年冬天，全家人过完一个凄凉的春节，尚未过完元宵节，弟弟就收拾行李同堂哥一起南下深圳谋生。送弟弟走的那天，全家人都哭红了双眼。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弟弟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南下一个半月后，弟弟寄回来第一笔钱，不多，只有600多块，但是却及时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父亲可以继续吃药坚持治疗，我和小弟也分得了生活费用，姐姐也能安心完成毕业论文，不用忙着打工挣钱帮衬家里。
那段时间弟弟很少打电话回家，只是在每月寄钱回来的时候顺便询问父亲的病情，我和小弟的学习情况。一次母亲无意中告诉弟弟我睡眠不好，上课总是没精神，下个月弟弟多寄了300块钱，特意叮嘱母亲，那钱要拿去给我买脑清新，那个时候高三的学生流行喝那个，据说可以安神补脑。弟弟说，人家能买的能喝的，咱们一样也不会少。
遗憾的是，2005年的高考我还是落榜。在弟弟和父母的坚持下，我回校复读。弟弟说，倘若我就此放弃，那他的退出便没了意义。
2005年下半年，我开始了屈辱的高四生活，父亲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姐姐顺利去北京读研，小弟也升到了初二。弟弟寄回来的钱比之前多了不少，并且开始时常往家里打电话，说是由于他勤劳踏实得到了老板的赏识，特意提拔他做了组长，管理手下十多个与他同龄的孩子，工资也涨了不少。父亲的脸上也漾起了久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