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中国现代著名京派作家、戏剧家，浑身的“京味儿”，一生的“人味儿”。从他作品中，倒翻阅不出多少如钱钟书那般“赤裸”剖析女性的词句，《四世同堂》已算是比较深入的一部。但未婚时，便在首封情书中写下对另一半的要求“约法三章”。不幸，一场“文革”，逼死了这位“人民的作家”。在1966年跳湖自尽前，就与妻儿断绝了关系。可谓真正的“舍予”。据他儿子后来回忆，老舍投湖的地方，正对着其老母屋前朝向，旨在能有母亲陪伴。多么用心良苦。恋母情结大过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的文人大家们对女人显得更加“妥协”。
林语堂，一代国学大师。虽生性不好斗，连考试都只屈居第二，但在文学上的造诣却极大。不仅开创了现代散文，虽被众人骂，因为相比于梁实秋所注重的格律与层次，“恣肆”的风格确实自然得多。而且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要知道，在中国，能被获提名的也就梁启超、鲁迅、老舍和沈从文等而已。
善于幽默，现在还有不少学者专门就《鲁迅与林语堂幽默的异同之处》而作研究。他的笑话，在当时来讲有些“重口味”，最著名的如“我认为绅士的演讲，应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但最“雷人”的举动莫过于1919年1月9日与第三位恋人廖翠凤结婚后，征得夫人同意，便将结婚证书烧掉，顺带抛出一句“结婚证只有离婚时才用得上。”这话说得多么写意，言下之意便是长相厮守，此生不离不弃。能做到这一点，真叫人佩服，魄力！
一方面，作为男人，你得“克制”自己的情欲。因为幽默天分，面对美色也只调侃而过，便能洁身自好。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幽默，解决了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不少矛盾。可见，幽默，真是个好东西！
沈从文，湘西走出来的“凤凰”。很多著作，写的都是湘西的自然美景，旨在渲染一种人文的淳朴品质。但不免总会留下悲伤的启示。如《边城》，描绘了一幅渡船人家拉船引渡的平实生活的烟雨溪面画卷。同时讲述了翠翠与船总两个儿子之间的爱恋，结局有些凄惨。天保心灰意冷地行船不料半途翻船身亡，弟弟摊送则将哥哥的死怪罪于老船夫，老船夫郁闷的死去。留下背负莫须有的“克兄”罪名的翠翠，孤苦伶仃，幸好杨马兵好心前来陪伴……在那个时代，每当发生不幸的事，女人总容易第一个被拿来作“替罪羊”，她们无法主宰自己漂浮的命运。
萧萧除外。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萧萧》，讲述的是一个正值青春的少女萧萧被“安”给个拳头大丈夫作小媳妇，但工人花狗却诱使懵懂的她“做坏事”。“个子大容易做错事，胆量小做了错事就想不出办法。”事情败露后，花狗大走了，正当公婆家族人讨论该“沉潭”还是“发卖”时，她却生下了个大胖小子，公婆一家乐了，祖父、曾祖父也乐了，竟又仿佛回到了十年前抱着丈夫在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情景。（那个年代？竟也能如此滑稽！）
翠翠的一生是悲惨的，萧萧却是幸运的一个。但倘若她生下来的不是个儿子呢？
沈从文先生很注重将少女“美化”。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便如此。极其疼爱自己的“九妹”，为其倾尽所有，买糖果，买好看的装饰品……哪怕为此时常穷困潦倒，也乐此不疲。对九妹的呵护已达溺爱的程度。
钱钟书，当时很多人都说他是“天才”，因为数学仅得15分他却凭借出众的中文和外文得以进入清华。也有人形容他很“自大狂傲”，不过如今从其成就来看，倒说得挺“真实”。其实是源于“民国第一才子”的自信与本性的率真。
一部《围城》，道出了千万青年男女的心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我觉得《围城》最具跨时代意义的是敢于运用“大胆、大尺度”的语言毫不顾忌地将当时留洋青年男女们游离于战争之外，在理想不断升腾与一再破灭之后，藏于城堡，逃避而享受肌肤之欢的无耻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同时反思恶浊空气笼罩下知识分子的出路，难道方鸿渐就只能是个“小白”哈！那些个小姐们就只能附和、虚伪、庸俗？读完《围城》，感觉他像个抓手术刀的医生，将女性解剖，惹人眼球，接着用他的“钱氏幽默”解说，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