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吾师。
读刘定之的《刘氏杂志》和韩愈的《进学解》
明代刘定之的《刘氏杂志》中：“退之下笔时，他人疾书之，写诵之，不是过也，其敏亦至矣。盖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韩愈写文章，别人一边抄一边念，速度也不能超过他，刘氏认为这是由于韩愈平时勤奋学习的结果。韩愈在自己的《进学解》中也说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沉浸沈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正是由于“取之也勤”，才可以在写文章时候“出之也敏”。
韩愈写作勤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
金代元好问撰写了《论诗绝句三十首》一组论诗。作者在二十八岁时候写的。他继承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王若虚《论诗》，是元氏诗歌理论的代表作。其中：“汉谣魏什文纷纷，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开宗明义，述其论诗宗旨，在于疏枣诗歌源流，辩论正伪清浑。其他各首归纳起来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标举建安以来刚健清新的优良传统，反对纤弱靡丽的诗风；二是提倡浑然天成，真诚自然的作品，反对矫揉造作；三是提倡高雅醇正的诗歌，反对险怪俳谐怒骂的作风。
读荀子的《荀子`乐论》
荀子在《荀子`乐论》中：“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荀子认为由于喜怒哀乐是“人情所必不免”，因而使人得到愉乐的音乐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荀子在《乐论》中指出音乐有“审一以定和”的作用，“可以善民心”，不赞成墨家和道家“非乐”的主张。他认为可能致乱，也在于如何去引导，“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辩而不邪。”荀子的这些意见，后来被《礼记`乐记》所吸收。虽然这是谈音乐的理论，也适用于其它文学艺术，时至今日，还有人怕提文艺的愉乐和享受功能，其原因也还是怕乱。因此，荀子的论述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读《墨子`非命上》
《墨子`非命上》中这样写道：“故言有三表（标志、法则），何谓三表？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是墨子关于论辩文写作的重要理论。有本，强调有所依据，即要求以圣王之事为典范；有原，即要求考察百姓的实际经验体会；有用，即强调有利于国家人民。这种三表法，是有进步意义的。反映在写作实践上，墨子的论文注重事实，言之有据，具有较强的逻辑力量。应该说，真正的论辩文是从墨子开始的。
读徐增的《而庵诗话》
徐增在《而庵诗话》中：“诗须到家。所谓到家者，于古人诗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两路，则非到家。”诗人在继承传统时，应多方学习，融会贯通，才能学到家。并举衲子，也就是和尚化缘为例来说明诗人必须向诸家学习。“试看衲子沿门持钵募粮，不知历过多少人家，方满得者个体。到得煮熟时，气伟件件相和。至此田地，才为到家也。”
读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严格的限制）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王夫之论诗强调“因景因情”、“妙合无垠”，即要求主观之情与客观之景的统一。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以及由此产生的亲身感受是决定诗歌成败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如果王维不到终南山，就写不出“阴晴众壑殊”，杜甫不登岳阳楼，就写不出“乾坤日夜浮”这样的名句。他认为这种实际感受一定要来自亲身经历，靠“按舆地图”是写不出好诗的。“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都算不得亲见，亲历。齐梁，晚唐和宋人就忽略了这一点，便不能达到“情景妙合”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