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是一个让青少年热血沸腾的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激动了千千万万的初、高中毕业生，一批又一批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论南方北方，不论汉族回族……他们都有一个时代赋予的共同名字：“知识青年”。
我家先后有五个弟妹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父亲是普通铁路工人，母亲是小脚女人，都没文化。我当时在汉口车站公安派出所工作。作为家中长子、也是唯一工作者，五个弟妹从在校读书、到分别下乡，他们的生活、劳动、思想、直到返城、成家……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与脑汁。时至今日，点点滴滴都记忆犹新，止不住热泪盈眶。特别是大妹，当初她小学毕业时，父母曾问过我怎么办。我家弟妹多，父亲收入少，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让她报考不需要学杂费的“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文革”中她思想最活跃，在江城第一批徒步长征到北京串联，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她有一双秉承父母的大眼睛，一对长长的黑辫子。“破四旧”中带头剪掉长发，留着两条当时最时新的羊角辫。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袖戴红卫兵袖章，肩背军挂包，腰束军腰带，用现在的时尚词汇就是“超酷”。在当时无论哪张宣传画上，都可以找到她的影子。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激动不已的她第一个在学校报名，和同学小C一起来到位于湖北S县的大桥公社。临行时不要我们送别，一大担行李由曾经一起“文攻武卫”的“战友”小Z自告奋勇将她送到……公社领导见她与小C青春靓丽，又是师范生，就分到《大桥中学》当初中老师。大桥公社离S县城很近，更在火车站旁，交通很方便。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武汉市民全凭“菜票”购买蔬菜时，那里的蔬菜却十方充足，这些情况让我们都非常高兴。在《大桥中学》，大妹发挥了专业特长，教学非常认真，很快从初中部调到高中部。在当时的农村学校，初中学生都比她高出一头。她热爱教育事业，更喜欢这些纯朴的农村学生，相处非常融洽。一个高个子学生小H见她只身一个武汉知青，常常将自家蔬菜什么的接济大妹……
到初中部不久，又调到高中部教高二。起初她很顾虑：自己不过处在高三水平，怎么能带高二呢？后来听说这里的老师还没一个高中毕业文凭的，都是凭实践经验。正在兴致勃勃钻研教育课程时，她却不得不回武汉说了一个令全家震惊的事：她要结婚。
我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将她喊到我的房间谆谆开导：“当初我是怎么送你到的师范学校？‘文革’动乱、到处武斗，你三个月不回家，母亲哭死哭活，我和女友是怎样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冒着生命危险武汉三镇到处找你……如今大好青春年华正待鹏程猛进、为国效劳时你却考虑个人问题！你对得起北京串联、对得起毛主席检阅吗？”
大妹一言不发，只是泪流满面。母亲在旁无奈地告诉我：“不结不行呵，她有了……”
我顿时怒火中烧：“你是知识青年啊！怎么如此糊涂！如此轻率！他是谁？”
无论我怎么训斥、吼叫，她始终不做声、任凭我发威，大颗大颗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不断地垮下来。母亲无奈轻声道：“小Z……”
我就知道这个当初自告奋勇送她下乡的那个小Z不是个好东西！我知道，将她送到S县农村举目无亲，当时当景只有他才是最亲的人。一个远离亲人的孤身而单纯的女学生，怎么看得破小Z借“文革”之机的用心！怎么经得住不怀好意男人的花言巧语啊，我只有深深叹惜。结婚那天我忍着心痛没回家，只撕了一块布料作为礼物……
随后，大妹情况直线逆转：学校将她调往偏远山区。而后，一个学期至少要调动2、3次；甚至刚到校报到又被调另一学校……这是明显地折腾，而大妹除了忍气吞声，又能怎样？
孩子快出生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却没一次见到孩子父亲：那个小Z因“文攻武卫”人命案被判刑3年，在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
1971年孩子临产，学生小H等四人抬着大妹送往公社卫生院。走到一条河边，涨了水，小H等四人将担架顶在头上过河……到孩子出生也无人来接，还是学生小H将大妹母子送到武汉。
听说学生小H如此照顾他的老师，我十分感激，带他游览了武汉三镇。
见到襁褓中红扑扑小脸蛋的外甥，我很高兴，关心地问：“你回来坐什么车？快车还是慢车？有没有座位？”想有的地方可以帮她一下。
“小H认识下乡知青，知青认识一个列车长……把我们带回来的。”大妹告诉我。
“老去麻烦别人也不好。”我说，“走的时候还是买车票。”
“走的时候我们到新货场坐货车。”大妹很轻巧地说。
“扒货车？还带着一个孩子？”我大吃一惊道：“这不是你串联的时候……再说人家也不让你坐的！”
“嗨！哥，你是不知道：坐货车的人多得很！”大妹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来回回都是坐的货车！有几个有钱坐客车的？”
“那车站就没人管吗？”我在车站工作过，那是绝对禁止闲杂人员进入的。再说，那么多的人坐货车，出了事怎么办？
“哎呀哥！你不知道哇：上山下乡该有多少知青呀！他们管得了吗？再说：那些运转车长呀、列车长呀、服务员呀、站务员呀，一看是下乡知识青年，问都不问……车站也好、货车也好、客车也好，他们自己的儿子、姑娘哪个没下乡？哪个不同情哪……”我听得热泪盈眶，感到真是难为大妹了、难为这些知青了……
从此，大妹母子二人就靠她30元工资生活。好在我在铁路工作、来往方便，可以时常看望、接济和照顾。孩子3岁时，我将他带回武汉由母亲带养。日子虽然艰难，倒也平静……
几年后的一天，突然收到大妹学校发来的电报：“女儿投河速来”，全家顿时慌成一团。父亲急匆匆打电话将我从遥远的鄂东线路工地叫回武汉，母亲边哭道：“你赶快去哟！是为么事要投河……伢儿才这小，冇得大人怎么办哪……”都说“养姑娘操60年的心”真是不假啊，我一边极力安慰母亲、一边心急火燎赶往S县。
原来，是邢满释放的小Z来到大妹学校。几年不见，大妹割了肉，杀了鸡，炒了花生米，买了一瓶酒，接待从监狱出来的丈夫：“你在那里受苦了……听说‘牢饭’一天只两餐，怎么吃得饱……”平日大妹自己开伙做饭，从小捡菜、捡炭长大，知道怎么勤俭度日。小火炉，小汤罐，鸡汤很快熬好了，她接着烧肉、忙忙碌碌……
这个小Z一边冷眼瞧她忙这忙那，一边暗想：这几年里她30块钱、两个人生活，竟还煨汤烧肉过得这么滋润……如果外面没有相好的，她的日子怎么过？住了几天闷闷不乐返回农场。一个星期后，他再次悄悄来到学校，偷偷潜伏树丛，监视大妹等待“捉奸”……也是凑巧。这天，一贯帮助照顾她的学生小H扛了一袋新米，趁晚上不上课给老师送来。刚进屋，急不可待的小Z便跳出树丛大喊“捉奸哪！快来捉奸哪！H老师偷人了……”
操场立刻围满了学校领导、老师和晚自习的高中学生……大妹听人喊“捉奸”不知怎么回事，跑出来却猛地看到不声不响的小Z，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顿时怒不可遏，指着他痛声骂道：“你这个不讲良心的东西！孩子冇出生你就进了大牢……这几年，我们母子俩是怎么过来的！我辛辛苦苦抚养你Z家骨血，你却不知报恩反而血口濆人……你不让我活、我也就不活了！今天我以死表我清白……”
小Z没有丝毫悔愧，仍然歇斯底里狂叫道：“我血口濆人？”他一把拉住从大妹房间走出来的学生小H喊道：“他是谁？深更半夜跑到你屋里干什么？”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看到是已毕业的学生小H，纷纷道：“你冤枉H老师了！他是H老师的学生……”
“你这个杀千刀的！不是这个学生，你儿子的命都没有了哇……”大妹悲愤之极。在这么多领导、老师以及人高马大的学生面前出自己的丑，以后还怎么做人？大妹羞愧难当、万念俱灰，一头扑进滚滚的溪河……
“糊涂啊糊涂……”我只有爱怜地大声训斥大妹：“你是人民教师啊！应该有教师的觉悟。遇到问题怎么就寻短见呢？人生一条河九曲十八弯，什么时候都要坚忍不拔……”
1975年，下乡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可我家五个弟妹没一个回汉。母亲哭道：“‘儿到三十岁，老子往后退。’只有指望你了……”
“有权的走前门，有钱的走后门，我们无权又无钱的只有等天安门……”我说。想了许多办法回老家找生产队干部，请他们看在乡亲份上帮我一把。求爷告奶、曲线迂回……总算如愿将弟弟弄回，惟大妹毫无希望。
“哥啊，快帮我想想办法啊！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回城了！那个小C已经在江岸车站上班了，我就是回来扫厕所都愿意呀，哥……”大妹发出了这样的哀求。
我与大妹从小一起捡炭、捡菜长大，感情非常深厚。她令人心碎的哀求使我心如刀绞，说：“你和他们不同，是知青、是下乡，但又有正式工作，没有理由回城……”听我这样说大妹眼泪不断。我一向心软，接着对她说：“如果作为工作调动，可以尝试……”
经过反复思考，她决定离开小Z，为回武汉做准备。
说到离婚母亲又不同意：“离婚，你好过，我还做不做人哪？自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老鼠就跟老鼠走。’姑娘伢，菜籽命，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母亲的话让大妹泪流滚滚……
“宁拆一座坟，不毁一个婚。”大妹要离婚，在那个年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亲人的旧观念，离婚申请要双方单位即学校和农场领导同意、签字，大妹还要由学校出具书面证明报公社文教站批准，再交当地法院审批……这些环节除了自己，没哪一个可以办到。
在这种情况下，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大妹一边，从思想上、精神上、行动上都给了大妹积极支持。在作好父母思想工作后，绞尽脑汁与各级领导、执法机关作无边际地、持之以恒地较量，耗费了巨大心血。
1979年4月，大妹正式向S县法院提出离婚。这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在一个远离大都市的山区县城，又正值“文革”，一个弱女子要想离婚果然是天方夜谭！几年过去了，虽然大妹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但S县法院根本不理采。无奈中，大妹反复和我商量。经反复考虑思索，我感到要想与小Z打赢这场官司，首先要和有严重旧思想的当地法院打赢“官司”。
“给省法院，给妇联，给《人民日报》写信，请求国家机关和新闻单位帮助……”我说。
不料半年后，那些寄给省法院、妇联和《人民日报》的信，一封封均都转到S县法院。县法院更为恼火，立即转给大妹学校、学校还互相传阅……
这该是一场怎样的较量！
得知这个情况，我气愤填膺。那时，我自己也尚处监督劳动是“泥菩萨过江”啊，可为了同胞骨肉我没有选择，立即辗转赶到那个偏远的山区学校。茫茫旷野，老远就看到一棵张牙舞爪的黑老树竖在坡顶，树旁一处土屋……
一间土屋，两张用土砖坯搭的两张床；一个土灶，也没烟筒。土墙挂着父亲“赶鱼”得来的一挂小鱼干及一串尖辣椒，连桌子也没一张……
我和她一起来到县法院，面对面毫不妥协地再次提出离婚申请。
“我是H老师的哥哥……”我据理对法院严肃道，“法院同志的觉悟比我们高……现在不是封建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是婚姻自由……”
接着又到公社文教站……
知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较量、法律较量和人权较量，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几处活动都没任何进展，但我深信即是较量，那肯定是个过程：争取的过程，斗争的过程。
“‘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我给大妹写信说，“你只有亲自多跑几遍。”
“值日法官对我拍桌打椅大声吼道：‘你有权到处写信告状，我们也有权就是不办。你又咋样？你去找省里吧，找《妇联》吧，想找哪儿找哪儿……’”大妹无奈回信道。
这哪里是人民的法官啊，简直是把自己当土皇帝：他的一句话就是天、就是法……我立刻给她回信道“你不要怕！可以很严肃地对他们讲：‘站在你面前的不是犯人，是人民教师！不允许拍桌打椅……”
怎么办？是不是大妹的离婚申请书理由不充分或文笔、措辞不够？只得自己替大妹慎重地重新拟一份离婚申请，阐明离婚理由，强调感情破裂，据理力争：
“……我是XX中学教师H，1969年由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下乡到大桥公社，被安排到中学任教至今。‘文革’中，武汉铁路职工小Z利用我是在校学生年轻、单纯和幼稚的弱点，并隐瞒重大案情骗取成婚。后来他判刑入狱，我每月以不足30元的收入克服种种困苦抚养孩子，同时忍受巨大精神折磨与社会歧视从事教学……而小Z刑满不但不同情、反而毫无根据污蔑怀疑我作风不正，经常对我进行训斥和打骂，且拒不抚养孩子。甚至深更半夜窜至学校、信口雌黄当众诬蔑我与人‘私通’，致使我的声誉遭到极大损害，精神受到巨大刺激。教学也受到巨大影响，悲愤几欲自绝……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与小Z认识时间短，感情淡薄。他隐瞒严重案情以至受国家法律制裁后仍不思悔改与报恩，肆意败坏我的声誉，影响工作，致使感情完全破裂，家庭关系完全不能维持下去，特此再次郑重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
这份离婚申请交给法院后，大妹不断催问。此时外甥已过10岁，再过几年，大妹即使回城，外甥也回不了城，大妹心急如焚。
1982年暑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突然来到我徐州三村的家：“我是S县法院QXX，来办理H老师离婚申请，一起到小Z农场进行调解……”
法院QXX不同意我陪大妹同往，她生性比我更软弱。于是叫到后屋以最大的支持鼓劲：“这是一个难得的胜利。既是调解，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小Z愿意改过、你也愿意和好，这是你的权利、哥哥不多说。二是你不愿和好、就什么也不要怕！你是人民教师，小Z是劳改分子，你有国家法律支持……”
到了小Z的农场，这位QXX干部竟然和小Z穿一条裤子，盛气凌人对大妹道：“在你们没有正式办好离婚手续之前，还是合法夫妻，必须同床……”气得浑身哆嗦的大妹想起临行前哥哥“法院再怎么偏袒他，但你有国家法律支持……”的反复嘱咐，毅然决然拒绝了QXX的无理要求。
调解持续了一个星期。可大妹带回的是一个让我肺都气炸了的判决结果：“在女方不得再婚的前提下同意离婚，孩子由男方抚养……”
“你签字了吗？”我喝问道。
“签了。”她答道。
我久久无言。我的傻大妹呀！作为人民教师，你怎么这点水平都没有：这不是明目张胆、粗暴地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吗？他有什么理由干涉你再婚或不再婚？你才30出头，难道就一辈子不再成家？就算你不再成家，那又关小Z什么事？他有什么权利干涉你？再说了：你一个人抚养孩子到10多岁容易吗？法院凭什么白白把孩子判给男方？
“法院和他一个口吻，根本不容我有任何异义。他逼我签字，并恐吓道：‘你签不签？不签字我们就再拖下去！’我怕他们再拖下去，只想早点回到武汉，只有被迫签字……”大妹悲愤地说。
那时，我气的眼睛都要出血！怎么也不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还有这样的“王法”，这样的法官！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非得和这个玷污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小丑斗斗法律！
接着，我迅速拟好一份《关于废除“离婚协议”的声明》交给大妹，并果断对她说：“你一分钟也不要停留，立即赶到县法院，将这份《关于废除“离婚协议”的声明》郑重递交法院。我就不相信正义会被邪恶压倒！”
大妹带着那份《关于废除“离婚协议”的声明》立即赶往县城呈交法院。我在声明中写道：“县法院判决粗暴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完全违背婚姻法……人民法院也不能听从任何人干涉和侵犯妇女婚姻自由。身为父亲的小Z10余年来一直没有承担抚养义务，完全是我一人把孩子抚大。作为人民教师，我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和教育能力，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能够按照党的要求把孩子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孩子也有自己的愿望和表达能力：愿意跟随母亲。为维护法律尊严，现在特向法院声明废除先前《离婚协议》。根据国家婚姻法关于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精神，强烈要求把孩子判决给我！强烈要求人民法院依照国家婚姻法和维护儿童权益，从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以及双方政治、经济、环境、思想等各方面条件考虑和儿童本人意愿重新审理和判决！”
高悬国徽的法官大发雷霆：“那好，那就连你的《离婚申请》一起废除吧……”居高临下的法院盛气凌人如是说。
较量仍在继续，我鼓励大妹这样和他们斗：
“我废除的只是不符合法律的判决，你们无权废除我合乎法律的要求。”
“如果我的要求合乎法律，请你们按法律判决；如果我的要求不符合法律，也请你们用法律条文来批驳我。我只服法律，不服淫威！”
我还对大妹说：“你完全不必害怕他们虚张声势，因为正义在你一边！正义终会战胜邪恶，这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人民法院执法违法、或学校再将你的废除声明散发群众传阅，你可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国家法律赋予我权利连同你们一起控告……’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
1983年，法院终于判决大妹离婚、孩子改由大妹抚养。
随后，大妹与武汉一铁路工人组成新家庭，调回武汉一小学任教，直至退休……
人间正道，世界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只要你想做，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2018.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