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落的流年

缤纷落雪的季节，收到娟的微信：匆匆岁月，似水流年，你可否记得镇中校园里那段流金的岁月，零落的流年；青莲山下，杜水河畔，你可否记得我们一起嬉戏打闹，朗朗读书，彼此诉说童年的故事，未来的憧憬……

娟，全名席绢。三十年前，我与娟同在一所名叫镇头初级中学的学校里上学。毕业之后，娟以骄人的成绩考上了初中专。

那时候，初中专录取比例仅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百分之三四，是难能可贵的，它基本上是集全县所有初级中学的拔尖生。当时盛传这么一句顺口溜：一流学生上中专；二流学生考大学；三流学生回家修地球。因为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初中专是包分配的，学生一旦考取，每月便会享受一定数量的津贴和生活补助费，这些钱基本上可以满足节俭学生的日常所花。毕业之后，分配去向不是去学校当教师便是进机关当干部，或是当医生、护士，实实在在的铁饭碗。所以说，大多学生考上初中专后便疏于学习，专等毕业之后，进单位上班，过那种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轻松生活。然而娟却一反常态，上中专期间，依旧刻苦学习，毕业那年又报名参加了高考，结果一举考中，在我们那个山区小县城里一度被传为佳话。

初中毕业后，我和娟便再没有见面，只知道她去宝鸡上了中专，中专毕业后又考取了重庆大学，最后分配在西安的一所科研单位上班。这几年，社会上流行起了同学会、微信热，在一位同学的牵线下，我和娟便又在网络上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对娟的印象完全还是三十年前初中生活时的零零散散的一些记忆。

依稀记得，那是初二上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领来了一位扎着两根麻花辫的清秀女孩，并介绍道：“同学们，这位是从咱们相邻的岐山县转到我们班的席娟同学，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对席娟同学表示欢迎。”顷刻间，教室里响起了啪啪啪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新转来的女同学。她上身穿米黄色蝙蝠衫，下身穿毛蓝色裤子，脚穿红条绒布鞋，再配上那两条光洁、油亮的麻花辫，活脱脱一副邻家小妹的形象。那时候，电视里正热播电视剧霍元甲，此时此刻，我感觉娟的模样好像电视剧里身着晚清服装的赵倩兰。

就这样，娟成为了我的同学，逐渐走进了我的生活。娟学习很刻苦，课外活动期间，其他同学都去操场玩耍，唯独娟一人趴在课桌上刻苦攻读。期中考试后，娟取得了全班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使得老师、同学，全都对她刮目相看。但是娟却有她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性格过于温和，常常招致其他调皮孩子的捉弄和欺侮。

一天，娟正在专心致志做功课，一位同学竟在她的脊背上粘上了“书呆子”的白纸条，而娟竟然浑然不知。上课了，老师让娟在黑板上做习题。当脊背粘着白纸条的娟走上讲台之时，一下引来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虽然老师在调查清事情真相后，点名批评了那位搞恶作剧的同学，可此事却作为娟的笑柄在全校师生当中广为流传。事情过去快多半学期了，可还有同学私下里津津乐道议论着此事，使得娟好长一段时期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人善比人欺，马善被人骑。上初三那年，不知是哪位坏同学竟然把一只死老鼠放在了娟的桌仓内，这使得刚走进教室正准备放书包的娟吓了一跳。娟被气哭了，这事也最终惊动了班主任。在班主任老师的一再质问下，那位坏同学始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最后还是一位胆大的男同学自告奋勇找来了火钳，将死老鼠扔进了垃圾桶，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也许在班主任老师的心目中，我还算是一个好孩子，不会欺侮娟，更不会对她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恶作剧，此事过去不久，我有幸和娟成为了同桌。娟告诉我，她在三岁那年母亲便得病去世了。次年，父亲便迎娶了继母。继母待娟一点也不好，不是打便是骂，特别是有了弟弟和妹妹之后。所以说，娟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辛酸和屈辱中度过的。小学毕业那年，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可是继母以照管弟弟、妹妹为由，死活不让娟去上学，最后还是父亲死乞白赖一再向继母相求，娟才读完了初一。初二开学了，继母又不让娟去学校，还把娟暴打了一顿。此时此刻，娟多么希望父亲能站出来帮自己说一句话呀，这样她便就有上学的希望了。然而娟看到的却是父亲无动于衷的神态以及漠然的表情。娟哭了，哭着离开了家，找到了在麟游工作的舅舅。在舅舅的从中协调下，娟从老家岐山转学到了麟游，吃住在舅舅家。

娟告诉我，她是逆境中求生存，必需要考上初中专，否则便面临着辍学，回到家中将继续遭受继母的毒打。娟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哭了，泪水涟涟，两个眼圈潮红一片。我真没想到，娟竟然有如此不幸的身世和经历，当即向她表示愿和她做好朋友，绝不欺侮她，而且还愿意保护她。娟转哭为笑，鼓励我好好学习，即使考不上初中专，也一定要考上高中。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向娟投去感激和欣慰的目光。

在娟的帮助下，我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毕业那年虽然没考上初中专，可也没被高中的大门拒之门外。再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认为，当年我之所以能考上高中，这与娟的帮助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如果当年我没有和娟做同桌，便得不到她的鼓励和帮助，也许会和高中大门失之交臂，人生之路将会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在那个时代，高中的录取率仅达百分之十左右。

我又想起一个女孩，是我童年的小伙伴。她矮墩墩的身材，紫红的圆脸，头扎两个羊角辫，名字叫做红艳。红艳年长我一岁，属牛，是邻居陶婶家的女儿，按理说我应该称她姐，然而小时候的我偏偏嘴那么硬，跟随大人一直称呼她红艳，这一叫竟然一直再没改过口。

那时候，天总是那么蓝，云总是那么白，红彤彤的太阳总是悬挂在院门外的大槐树顶，不愿意西坠，日子呀总是那么的漫长，让我有大把的时间不知该如何打发，而红艳每天总会定时定点到我家来玩耍。

有时候，我还正在吃早饭，猛一抬头，便看见红艳把住我家门框，伸进来半个脑袋，一只脚踩地，一只脚以脚尖为圆心不停地划着圆圈。

母亲说，红艳，吃饭了吗？红艳一边用脚尖划圆一边说，吃了。

父亲说，红艳，再吃些我饭吧！红艳继续用脚尖划着圆说，不吃。

母亲笑了，红艳，我不怕你把我家院子划烂，倒怕你把你妈做的新鞋划烂，要知道大人做双鞋可不容易呀！红艳脸色“腾”地一红，头一低，转身跑了。

吃过饭后，我碗一放，嘴一抹，出出了屋门。此时此刻，红艳正坐在我家院子墙根下的石条凳上望着我傻呵呵的笑。有时候，我刚从醉眼朦胧中苏醒，眼睛一睁，竟发现红艳站在炕边前。

“红艳，几点了？”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道。

“八点了。”

“才八点你咋就跑我家来了？”

“我在家没人跟我玩，就跑来找你了，没想到你还在被窝里呢！”

“那你在外面等着，等我把衣服穿上了，咱们再一起玩。”

“我是你姐，你还有啥可害羞的，就赶紧穿吧，我在屋子里等。”

“胡说，谁说你是我姐，我姓王，你姓陶，你咋能是我姐呢？”

红艳朝我翻了一下白眼，怏怏不乐地出去了。

穿上衣服后，我和红艳便在院内院外玩了起来。我们玩过家家，逮蛐蛐，看蚂蚁搬家，玩那个时代农村孩子自认最快乐的游戏。玩到日头老高，母亲喊我进屋吃饭，红艳便撒腿“蹬蹬蹬”地跑回了家。

一天，我和红艳玩扔石子的游戏，母亲和一帮妇女在院外的大槐树下边乘凉边纳鞋底。这群妇女当中就有红艳的母亲陶婶。我和红艳正玩得起劲，只听见大槐树下人声鼎沸，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陶婶一伙妇女哈哈大笑，前俯后仰。我和红艳不解其意，用惊疑的目光打量着母亲和陶婶她们。这时，人群中的刘姨突然朝我和红艳招了招手。我俩飞快地向大槐树跑去。刘姨笑着说道：“国强，红艳，你知道我们刚才为啥笑吗？”

“不知道。”我和红艳一齐摇了摇头。

“我们正在给你俩说媳妇，说女婿呢！国强，红艳现在就是你媳妇了，以后你见红艳妈就不能称陶婶了，要改称丈母娘了。红艳，国强现在就是你女婿了，以后你见国强妈就不能称王姨了，得直接叫妈了。还有，国强，以后每年大年初二你要备五色礼给老丈人、老丈母娘拜年；正月十五要给红艳送灯笼；二月二要送肚兜；端午节要送香包、送粽子；八月十五要送月饼；春秋两季还要给红艳送鞋面，买衣服呢！”一席话说得刘姨上气不接下气，说得人群中再次哈哈大笑，前俯后仰。我和红艳听完这些话，自感害羞，撒腿向村口跑去。

就在这无边的快乐声中，我一天天长大了。这一年，我六岁；红艳七岁，到了该入学的年龄。开学那天，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在屋子里玩耍，因为早饭刚一吃过，陶婶便带着红艳去村里的小学报名去了。谁料，不多会儿，院子里又传来红艳嘁嘁喳喳的喊叫声：“国强，国强！”。红艳不是去学校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说不定是刚领了新书想拿到我面前卖弄了，我才不愿意理她呢！想到这里，我装作没听见，故意没吭声。屋门“哗”地一声被推开了，一脸嬉笑的红艳直挺挺地站在了我的面前。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咋又跑回来了？”我嘴一撅，故作生气地说道。

“学校是去了，可是没报名，我打算等你一年，明年和你一块上。”

“骗人！。”

“骗人是小狗，不信你问我妈。”

紧接着，院子里便传来母亲和陶婶的说笑声。从陶婶的口中得知，红艳去学校后，死活不肯报名，原因就是我没有报名。红艳说，她要等我一年，明年和我一块去上学。这话一说出口，在场的师生全都哄堂大笑，搞得陶婶颜面扫尽，尴尬极了，最终，她见扭不过红艳，只好回来了。

就这样，我和红艳又在我们家院里院外玩了一年的过家家、逮蛐蛐、看蚂蚁搬家等游戏。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又过去了。我和红艳终于一起背着书包跨进了学堂，开始了我为期五年的小学生生涯。小学的生活很单调，很贫乏，它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农村学校一样，基本没什么两样，也没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在此，我只想写一件事，这件事特别记忆犹新，而且是关于红艳的。

那是一年级冬天的一个早晨，天气特别寒冷，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滴水成冰。我一大早起来，便被母亲用围巾把头包了个严实，外面只留了个眼睛、鼻子和嘴。就这样，我来到了学校，谁料刚一上课，便受到老师的批评。批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教室里面没有解围巾，老师认为我那样会听不见她讲课，但我自认我能听见老师讲课，而且这条围巾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的听力，还有一点，如果我把围巾解下了，是没有能力把它再戴上的。老师严厉地要求我将围巾解了，可是我一动不动，就是不愿解。正在老师大为恼火，快要大发雷霆之时，坐在我后面的红艳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开始为我解围巾。老师厉声说道：“陶红艳，你不要管他，让他自己来，难道他连个围巾都不会解吗？”

“我就要为他解，因为我是他姐。”红艳一边说一边快速地解下了我头上的围巾。教室里顿时一片哄堂大笑。我则拽过围巾，一把塞到桌仓里。

放学了，我提着围巾，背着书包向家里走去，有年长的同学问我天这么冷为什么手里拿着围巾却不戴，而且愿意帮我戴围巾。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戴围巾，此生此世也不会戴围巾，而且连帽子也不会戴。”我说到做到，从那以后，我果然再没戴过围巾和帽子。

五年的小学生活就这么像流水一样过去了，接踵而至的又是我的初中生活。上初中要到距家三十里地的县城上。周六步行回家，周日背着一黄挎包锅盔馍返回学校，周周如此，雷打不动，雨雪天不改。

上初中后，我分在了二班，红艳分在了六班。红艳有一个姑姑是县城税务局的干部，隔三差五，红艳都会去趟姑姑家，回来时都会带些瓜子、花生、糖果、糕点，之类的好吃的。这些好吃的红艳舍不得自己一个人享用，总要分一半给我送来。时间一久，班上的同学就问我：“王国强，六班的那个女生和你啥关系，为啥隔三差五来找你，而且还给你带好吃的，是不是你俩……”同学欲言欲止。

我嘴一撇，佯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啥关系，我们是一个村的，就这么简单。”

“别嘴硬了，我看你俩明摆着就是一对，而且还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同学笑嘻嘻地说道。

“即就是天地下的女人都死光，我也不会看上她！”我狠狠地说道，以此证明我的清白，和红艳没有同学们私下里所认为的那种瓜葛。谁料不久，此话便传到红艳的耳朵。为此她专门把我叫出教室，问我所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何要作践她，难道她在我的心目中就那么丑，那么贱，那么一钱不值。话一说完，她的眼泪就“唰”地流了下来，而且委屈的哭了。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红艳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厉害，连忙向她赔不是，承认错误，说自己以后再也不胡说了。

就这样，红艳整整一周没有理睬我。周六的下午，我正整理书包，准备回家，突然一个同学在教室门口大声叫道：“王国强，快过来，六班的那个女生又来找你呢！”

透过窗玻璃，我抬头一看，见红艳正站在教室外面。这时，另外一个调皮一点的同学说：“大家快看，外面那个扎羊角辫，穿红衣服的女生就是王国强的媳妇。”

“嘘！”有同学打起了口哨，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齐刷刷盯住了窗外，紧盯在红艳的身上。这时红艳竟大大咧咧地走进教室，说：“一帮小屁孩，胡说啥呢，明对你说吧，王国强是我弟，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弟。”

这一句话一下子把所有人都镇住了，教室里顿时雅雀无声。我赶紧背起书包，逃也似的跑出了教室。

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前面，红艳赶了上来和我并排前行。突然我看到同行的同学当中有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和红艳，而且还窃窃私语，便故意驻足不前，希望她先走。红艳脚一跺，说：“我是老虎吗？有这么可怕，能把你吃了吗？”

我嗫喏道：“不是这个意思，我怕人说闲话。”

“真是个没出息，还男子汉大丈夫呢！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紧走几步，赶上红艳。我俩并排一起向家里赶去。

就这样，红艳照例经常来教室找我，每周六我们一起回家，周日一起返回学校，一直到初三毕业。毕业试后，红艳又来找我，她苦笑了一下说：“国强，姐不念了，帮姐去宿舍搬一下行李，送送姐行吗？”

“别说那丧气话，考试成绩不是还没出来吗？”

“姐是啥水平，姐心里清楚，别说中专、高中，就是那没人愿上的职业中学姐怕也考不上呀！”两行晶莹的泪水滚过了红艳的脸颊。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红艳的成绩一直徘徊在全班后十名，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考上上一级学校的。

提着沉重的行李，我跟着红艳来到了她姑姑家。她姑姑一见红艳就唠叨个没完：“你爸辛辛苦苦挣钱供你到城里面上学，你不好好读书，只知道花钱买零食。好吧，现在毕业了，考不上学了，后悔了吧！”

面对姑姑的唠叨，红艳一语未发，放下行李，和我一起来到了街道。街道上，人来人往，车辆来回穿梭。抬头遥望灰蒙蒙的天空，回想着我与红艳一起成长、玩耍、上学的的日子，我不觉潸然泪下。

“红艳姐，你这就回家呀！”这是我第一次称她姐。

“是呀，回家！不回家又能去哪里呢？”红艳苦笑了一下说道。

“那我问你，过去你送我的那些糖果瓜子，都是用自己的生活费买的吗？”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只要你此生别忘记这个世上还有这么一个笨拙无能的姐就行了。”红艳话一说完，一转身，大步向回家的方向走去。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直到那背影变得模糊，最终再也看不见了才转身离开。

就在红艳回家之后的礼拜天，学校进行复课，我没有回家。待第二周我回到家之后，才知道红艳去宝鸡当服务员了，再后来又听说进了一家棉纺厂。在棉纺厂工作期间，红艳认识了一位新疆小伙，两人相爱并组建了家庭。婚后，红艳跟随丈夫去了新疆，并在当地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部，据说生意还不错。所有的消息都是我从母亲口中断断续续打听到的，而母亲又是从陶婶口中打听到的。后来，陶婶和陶叔也举家搬迁去了新疆，以后便很少再听到有关红艳的消息了。

我一个人在麟游县城街道踟蹰独行。我一边独行，一边看街边的风景，看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一边走路，一边嬉戏玩耍；看公园的石凳上，年轻的情侣们相依相偎，诉说着彼此的柔情蜜意、甜言蜜语；看年迈的夫妻相互搀扶，在人行道上漫步前行的情景。看着看着，我的思绪不觉一下子飞回到童年，飞回到家乡的老院子，回想起我和红艳在自家院前院后玩过家家、逮蛐蛐、看蚂蚁打架的游戏。同时，我还回想起在那个严寒的冬天，红艳不听老师的劝阻，决然为我解围巾的情景，耳边也不停地回响起红艳那稚嫩而果敢的童音：我是他姐。想着想着，我不觉又想起了娟，想起了她光洁油亮的麻花辫，想起那副邻家小妹式的楚楚动人的模样。

2017年12月3日写于麟游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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