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关于“我看电影”的文字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对电影本身的探讨，譬如演员演技如何、导演水准如何、演员是否漂亮、性感等等；另一种则是由电影谈起，却扯到别的地方，说好听一点是从电影生发出去的笔墨；说不好听的话就是离题万里，让人生发出一种“你居然敢这样看电影的”的愤怒与恐惧（恐惧是因为别人看到了你从未想到过的一些东西）。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就属于后一种“我看电影”的写法，但王怡走的更远，电影仅仅成为他手中的道具，正如上海学者张远山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王怡究竟看过些什么电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即便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他也可能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六经注我，有的人从一个故事中看见一千个故事，偏偏王怡是从一千个故事里看见一个故事。
这样的观影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笔墨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他以网络为媒介（书中文章基本上首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论坛”），化电影评论为投枪，以个人性的文字为匕首，痛快淋漓地抒写个人对世界的所思所想--内中不乏对自由、正义、宗教等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反省。我不是太喜欢看电影，所以王怡所讲述的电影背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但我能够读懂这些讲述电影的文字，我也不打算再去寻找这些电影来看，我只是希望能够寻找到形成于电影后面的思想根源，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风骨，那种无拘无束的戏拟精神。
思想见于网络原创作品是极为罕见的，王怡的“我看电影”可谓当之无愧。譬如在“《现代启示录》：湄公河深处的耶和华”一文里探讨有关“人性深处的罪恶”时，王怡这样写道：“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把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但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王怡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此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正如欧洲人承认自己同样有罪时，我们及亚洲其他国家却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受害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自身的反省与观照。可能这其中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我们同样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古训，看来问题出在我们自身。需要忏悔的绝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亚洲人乃至整个人类。如果仅仅抓住日本人的罪孽而忽视我们自身的罪孽，我们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缺乏对于罪恶的真正反思，受害者也许和害人者一样危险。谁看见了现在，谁就看见了一切。
一个人的学业背景常常会影响到他的写作风格。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他的许多文章有意无意地会把视角放在法律的背景下来展开论述。在这本“我看电影”的思想随笔中也不例外，经常性地写到“电影中的法律”、“电影中的诉讼”等相关问题，譬如在“《断锁怒潮》：正义的技术化”一文就针对程序化的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正义被技术化了。而被技术化了的正义，究竟是达到正义必经的一条最不远的途径，还是对于正义的遗忘和遮蔽？”王怡在这里并没有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正是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更发人深思。事实上，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司法当中，在一个职业法官或者律师的眼里，离开了程序，哪里还有什么单独的正义。
已故的思想家顾准曾经说过一段话：“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麽，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革命家去追求终极目的（实质正义），在“《红色》：审判如何成为可能”一文中老法官同样努力想去追求“绝对真相”，妄图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他不是上帝，老法官只能通过偷窥与窃听的非法手段来获取“绝对真相”。在手段卑鄙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谓的正义的目的。人终究是不能成为上帝的，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面前，我们缺乏的已经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谦卑。
电影大多或者几乎可以说都是风花雪月的。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另类的东西，而且并不勉强，一以贯之地以自由主义思想这副“有色眼镜”来观照西方与中土，循此路径，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向“个人自由”的羊肠小道。而在这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却不乏“精致的爱与哀愁”。个人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是文字所轻易能解决的。王怡曾经写过：“《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那么套问一句：在1949之后，又焉有可以歌唱的夜莺。也许“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诗意，也许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是“让那些被监禁的人获得释放，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