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大弟十一岁的时候，不幸童年夭折。
大弟先前患的是慢性肾炎，记忆中，有次看见他的小便颜色是淡咖啡色的。生病前的八岁，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学，常常在我家的窗下唤他的名字，因为常来呼唤，有次我感到心烦，就唬了那女孩两句，回头大弟就说我：“哥你不要这样，她会不开心的。”有次在家门口，我和同学玩军棋，大弟硬要参加，我不让，大弟就在旁边闹，我忍不住打了他两下，那时他已在病中。晚上，父亲不知怎么知道了此事，打了我一顿：“弟弟生病，你不好好照顾他，还要打他，你太不像话了！”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我不满他告状。第二天，在没有旁人的时候，大弟急着对我说：“这件事不是我告诉爸爸的。”后来真相大白，是小弟告的密。
大弟病中，我们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合照，那还是文革期间，大弟戴着军帽，披一件大衣，前额高宽，下巴略圆，两眼更是清澈明亮。从此，这张合家欢就一直立在父亲的床头柜上。
时间推移，大弟病情渐重，好像有些医院已经不愿收治，父亲想尽了办法，最后让大弟住进了上海蓬莱路儿童医院，大弟一个人住一间很大的房间。我每周大约一到两次去医院看他，那时我家靠近中山北路，我坐69路公车到老北站，换乘66路到蓬莱路下车，回头走到蓬莱路右转，左前方不远就是医院。每次右转进入蓬莱路，就看见马路的左边有一段高高的可能是老城墙，那时我不太懂，总是猜测墙那面是什么样的世界。见到大弟，他总是很开心，主动和我说话，问一些事情，而我常常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待了一些时间，常是我先提出要走，而大弟总会说“再待会儿吧！”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没能去，听母亲说：“他说：‘我身上的这件绒线衫是新的，以后脱下来给弟弟穿。’”母亲说完，我哭了。
1971年10月24日，大弟走了，因尿毒症。记得第二天是星期一，舅舅和叔叔正在安慰坐在床边的父亲，合家欢已被他们藏起来了；我站在窗前，听到阳光下的梧桐树叶微微颤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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