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应志刚
早起的阳光，越过高耸的马头墙，倔立的瓦松，沐浴着生命的礼赞。
鸟雀唧啾，在屋檐上跳来跳去，唤醒了驳岸边的杨柳。
挎着布袋书包的小学生，在廊棚里追逐嬉闹，脚步匆乱了古镇的晨光。
香花桥上露珠尚未消褪，湿漉漉的向着悠长的香花弄蔓延。
数着步子，走过结着青苔的石板路，保圣寺的晨钟响起。
紧随着佛国梵音，一墙之隔的小学堂，也即将拉响上课的电铃声。
一位清瘦的年轻人，穿着青灰色长袍，捧着一摞书，立于校门外，三三两两的小学生从他身边经过，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喊道，“先生早！”
年轻人微微躬身，笑着回应，“早。”
那声“早”，是标准的苏州口音，说的认真且又软糯。
这大抵是1917年发生在甪直古镇的片段。
那一年的早春，梅花开得灿烂，苏州青年叶圣陶，在寺庙旁的这所小学堂，当起了教书先生。
人们时常怀念那个时代。那个犹如春天般清新的时代。
叶圣陶是破冬的一缕春风。
1912年1月，18岁的叶圣陶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深造，便在校长的推荐下，到干将坊言子庙的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做了一名教员。
出生于1894年的叶圣陶，见证过清廷的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他认为，教育最主要的意义，是培养出一个个自由的人。
“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有一种弊病，就是学生在校里，只知道读书……换一句说，便是偏重读书，忘了人生。”
然而，执教之初，这位理想主义者，如其日后创作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中的主人公一般，遭遇了现实的重创。
课堂上，他不拿教科书，“随心教去，如舟入大海，任其所之”。
他在课堂上宣扬“独立”和“民主”，给学生讲述鲁滨逊孤岛漂流的故事以释“独立”；讲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以扬“民主”；讲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以引导学生关心国事。
这背后，是叶圣陶一颗“从事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
但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教学规范，教育改革的观点无法被校长和同事们所接受。
1914年7月11日，校方以减缩班次为由，将叶圣陶排挤出校。
由于生活的逼迫，9月7日，他去苏州农业学校任书记员，刻写和印刷讲义，每日须刻七、八千字，手酸肩痛，3日后即辞，此后依靠卖文为生。
顾颉刚在《隔膜序》中也谈到这一情况：“他受经济的逼迫更历害了，他只得做了许多短篇小说寄《礼拜六》及《新闻报》等。”
1917年，甪直向这位苦闷的青年张开了怀抱。
当年春，23岁的叶圣陶受校长吴宾若之邀，到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在这里，叶圣陶仿佛走进了一个“理想王国”。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和校长吴宾若、同事王伯祥志趣相投。
他们冲破封建教育制度的束缚和各种阻力，对教材、课程、教育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革新，意气风发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为人生而教育”的乡村教育改革实验。
他自编学生教材，在国文教材中将白话文、新文学作品和乡土教材引入课堂；自掏腰包购买大量的中外名著以及《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创办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
“我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先生授课，与古板的私塾先生不同，尽是挑有趣的讲。小孩子听得懂，明白了不少道理，所以当先生有事不在时，“就像丢失了什么。”
“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公民，社会，自然，劳作，这些功课的非文字的课本，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先生授业，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生存技能和人格完善。
为了给学生传授种植技能，他办起了“生生农场”，与同事一道带领学生，在校园西北面的鲁望祠堂边，挥锄破土开出一片田地，师生一起种植蔬菜，一起分享劳动果实。
为培养学生的经营能力，他办起了“利群商店”，销售学习用品和糕点食物，由学生轮流掌柜，感悟商业之道。
他倡议学校建立音乐室和篆刻室，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在校园内搭建戏台，自编自导自演，每有新戏上演，镇上男男女女都赶来观看，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
他时常带领学生拜谒陆龟蒙的衣冠冢，在陆龟蒙石碑和洗笔槽前，评价陆龟蒙揭露现实、哀悯农民的诗文。
在甪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他租住的走马楼上，编辑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新诗刊物——《诗》。
他在甪直广泛接触农民，了解社会，创作了小说、散文、诗歌近百篇，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中的不少素材、社会背景、人物形象，都来源于甪直，来源于他在甪直执教期间的生活和教育实践。
其中，《多收了三五斗》更是以甪直万盛米行为背景，揭露了谷贱伤农的社会现象。
甪直的5年，给叶圣陶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人生印记。在这里，他和早年多有聚散的妻子，共度了一段恬静的小时光。
1919年5月，叶圣陶的父亲去世。办完父亲的丧事后，于当年暑假，他把家从苏州搬到了甪直，和外祖母、母亲、妻子胡墨林，还有刚满周岁的长子叶至善，一起过上了平静的乡村生活。
家就安在了甪直东市下塘街的走马楼上。日常，他和夫人“晨晚到校返寓”，颇有些柴米油盐的小幸福。
胡墨林在“五高”女子部任教，除教语文外，还兼教家庭生活课，讲授生活技能。
她讲授的各种裁剪、缝纫技艺，很快就在甪直镇传开了。到了晚间，常有三五成群的姑娘过来串门，向她求教描花剪样、裁缝针织。
如今辟作叶圣陶纪念馆的小学堂，东面有座“女子楼”，就是胡墨林昔日任教之所；西面的“四面厅”，周遭通畅明亮，是当年“五高”的博览室；旁边的“鸳鸯厅”，便是叶圣陶当年办公所在。
白天一起在学校教书，夫人就在隔壁；家在小镇上，推开窗，便是小桥流水的风景；门口是小河，可以洗衣淘米；楼下是老街，升起煤炉就能做饭。
这段恬静的小时光，再也没有走出叶圣陶的心里，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有我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生活”，“甪直是我的第二故乡”。
或者还有一句话，他不曾说出口：那些日子，有夫人胡墨林的朝夕陪伴。
叶圣陶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话，“墨不在家，便觉异样”，“墨不在家，余则寂然无聊。”
简单几个字，道尽了伉俪情深。
在夫人逝世后，他曾有诗云，“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惯来去、淞波卅六，篷窗双倚，甫里苏州。”
到底还是忘不了姑苏，忘不了甪直。
叶圣陶弥留之际，常常念叨清风亭、斗鸭池、高高的银杏树和生生农场。
1988年2月16日叶圣陶与世长辞。当年12月，先生骨灰安放进甪直。
自此，他与甪直，这个“忘不掉的第二故乡”，再也不曾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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