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看电影就买一送一，搭配销售。但绝对超值，且不送广告。加演个纪录片，文体新闻，亚非拉欧朋友手拉手，工农业新科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有时还放幻灯片。
我自己也做过幻灯片：先把硬纸壳裁成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再用小刀把纸壳中间部分裁下来，就如一个镜框。然后再找一些玻璃纸，越透明越好。这可不是容易事，要知道那年月没有多少污染，不像现在用塑料袋满天放飞梦想。把玻璃纸裁的与纸壳一样大，然后铺在小人书上拿圆珠笔小心描下人物，场景，有的还写上字幕。描的最多的是现代革命样板戏，也有打鬼子的，打白狗子的，也有学雷锋学潘冬子的，我还因此假装爱上了画画，差一点就成了职业画师。把图案描好以后用浆糊小心地粘在纸壳的边框上，也有太放肆随性发挥的大写意却因此超出了规矩，最得意的几笔就被边框无情地剪掉了。要尽量把玻璃纸平整地粘在纸壳上，不能有皱褶，也不能把图象粘翻了。晾干以后，玻璃纸画面嗄平绷紧，用手一弹，砰砰响。最后是按小人书的排序给自制幻灯片编上号就完工告成。
玩的时候也要等到晚上，但没有多少观众，我就把妈妈叫过来放给妈妈看。一手拿着手电筒，打开开关，一手拿一张自制的幻灯片放在手电筒的灯头前面，图像马上贴到白色的墙面上，不能太远。还要一边用嘴伴奏用嘴解说用嘴插曲用嘴配音，一嘴多用，一人多角。我自娱自乐，玩得起劲，没有觉察妈妈干活去了。有时不小心还能拿出一张大红色的片子来，映的墙面通红一片，我就更来劲了，叫的更响更欢了。
这些耍物平时就放在床头，很多时候在被窝里也玩。但失去一个标准的公平面，照射出来的人就很不像人了。
清清清明
今年有意外，清明难得晴。
前天下了雨，昨天刮了风。今早外出蹓了一圈，天晴暖阳，春风花香，小草感恩露出羞羞嫩脸，飞鸟鸣唱留下悠悠遐想。虽然寒食与清明有不同的说法，但大体差不多，不必过多纠结。清明节祭祖应该是全中国人的共同习俗，媒体一到这时节就开始炒作诸如死不起，扫墓大军，加开高铁，交通拥堵，文明祭扫，墓穴死贵，小黄金周等话题。因此按媒体的喊声办事出不了错，过不了时。
记得小时候清明节前最重要的事是祭奠革命先烈，全市各单位各组织各学校都去，人山人海浩浩荡荡的扫墓大军的方向都是烈士陵园。大家胸前都戴着自制的小白花，默默步行。都是快到的时候才开始小堵，但一会儿就哗啦哗啦的跟跑起来。进入烈士陵园，所有人依次站好队，没有拥挤，没有吵杂，大家一脸严肃认真。每年都是默哀完毕后同一位残疾革命功臣为我们讲同一段革命故事，庄龙甲是如何为革命光荣牺牲的。据说他在革命先烈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一天能讲七八十了场。听完后大家分散去祭扫，烈士陵园展厅的后面是一个个墓穴。有名的无名的，有墓碑无墓碑。官大的墓大边上的松树也高在前面自然得到的献花也多，无名的墓小边上的松树也矮在后边当然没有谁来送献花。
小时候看人家去上坟感觉怪怪地。如今自己也有爷爷，奶奶和母亲故去，却因了一些家事兄弟们聚不到父亲这里一起去祭祖，也因了母亲奶奶是基督徒而省去了这些习俗。想来想去就苦了爷爷，多少年没有后辈子孙给钱花了，好在爷爷不是乱花钱的人，我想他也不会更多地埋怨后辈。
我的家乡是风筝都，清明时节正是放风筝的时候。郑板桥在潍县做过县令，他有一首脍炙人口的风筝诗：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家里要在清明节前天晚上用麦仁米煮好麦仁饭，擀好拉沓饼，煮上好多鸡蛋以备今天冷食。我们当地有句俗语叫：白饼卷鸡蛋，越吃越舒坦。这天鸡蛋是主食，早上饼卷鸡蛋，加上芝麻盐，喝冷饭。中午是苔菜清汆丸子，鸡蛋炒韭菜外加白饼卷鸡蛋。这一天让鸡蛋整坏了，晚上多不想吃但又怕明天没有了，狠下心再吃一点。
那时过清明不放假，早上吃过饭到学校，每个同学手里都拿一个熟鸡蛋，下课后同学们互相顶鸡蛋玩。因为有比赛，因此每个同学都是拿家里最大的鸡蛋来，还有拿鸭蛋鹅蛋的。有的女孩子则把一个熟鸡蛋挂在胸前当装饰品，用红黄绿三色塑料扎头绳编一个网兜，把鸡蛋装在里面，有的家长害怕孩子早早偷吃了鸡蛋就把松紧口封死。有女孩一个鸡蛋在胸前挂三四天，这可馋坏了我们，都轮番与她商量着怎么把鸡蛋抠出来分着吃了。
今早偶得了四句，献丑：心香一柱冲九天 心数天堂冷暖寒 心逢哀节倍思亲 心开百花博文献
老兄老拳
母亲要给我换新枕头套，我高兴坏了，是绣花枕头套，母亲要亲自在上面绣花啊。大哥一看说:我来写上几个字。只见大哥挥动铅笔，鸡飞蛇舞地写了“努力学习”四个大字，记得那个“学”字还是繁体。因为要绣花，他描了又描，加粗加厚，然后把铅笔一扔扭头便走。我想那时大概大哥已经不上学了吧，他是长子，肩负父辈的重托和希望，当然应该为家分忧，替父母尽责，这是他义不容辞又应主动承担的光荣使命。但当时大哥写到最后好像改变了主意似的，但无论如何，算起来这算是第一次大哥对小弟的忠告和希望。
打仗亲兄弟，对内对外都一样。在外，二哥经常奋不顾身两肋插刀替我上前痛打欺负我的人。在家，二哥也经常把我打的一边大哭一边咬牙切齿地发誓等我长大了再说。三兄弟相差五岁，为吃为穿为干活经常互相攀比打骂吵闹，反正不是我哭了就是我哭了最终都是我哭了，每到此时妈妈总是把我揽在怀里一边哄我安慰我一边吓唬哥哥们。但父亲的忠告我记得很清楚：回头望兄，四十大板。
很少见俩哥哥大打出手，也许是因为有我的缘故吧，也许是他俩的矛盾总能算到我头上的吧。有一次在寒假期间，记得父母上班前告诉大哥这次一定要看好他们，不准外出到处玩耍惹是生非，在家不准打架。父母走后，大哥闭了门，我们摆好吃饭的桌子，在上面玩一种叫“拾分”的游戏。就是把沙袋往上一扔，一手赶快翻动桌子上的四个小方块，并且要在沙袋落地之前完成还要接住沙袋。在外边野习惯了的二哥老输，不一会儿，二哥就不玩了，要外出，大哥有父母的指示哪里肯让，大哥据理力争，二哥不听不信又强行开门，大哥上前阻拦无果，二哥解放了，自由了。面对一次失败，要面子的大哥很是气愤，他余气难消，他要发泄。如果我早一点趁乱跟着二哥跑出去就不挨打了，如果我想明白早一点与大哥站在一起也就不挨打了，如果我在家里尽快安慰大哥或是背后说二哥的坏话也就不挨打了。但没有如果，二哥自由了，我成了替死鬼替罪羊，我成了出气布袋出气口。大哥嘴里念叨着我叫你也想出去作业我叫你不听话我叫你跑一边手持扫地笤帚，围着饭桌子，我一边抱头转圈他一边轮。我无处可逃，我插翅难飞，任由大哥的气发泄在我身上。三兄弟团结不起来，又不能互相牵制还互相斗气。大哥治不住官府治马夫，你欺软怕硬啊！
这次我没有告状，一是大哥不让告状，二是父亲说过：长兄如父，回头望兄，四十大板。
十元衬衫
父亲回来了，大半夜。父亲出差了，去的天津，是大城市。大概我是从睡梦中醒来的，懒懒地睁开双眼，父亲都进门坐下了。全家人都醒了，母亲正准备给父亲做饭呢。父亲说：不用不用。接着就看到父亲从包里向外拿东西，就两个小提包，不是大背包或是带拉杆的旅行包，一个包装着随身用品和单位的任务，一个包装着从天津买来的新鲜玩意儿。先拿出半个省下的面包，又拿出两包饼干，一包大麻花，还有给爷爷奶奶的蛋糕。最后拿出的是什么？从包里往外拿时发出哗啦哗啦响声，听见有异响我就定眼瞧，玻璃纸的包装在灯下一闪一闪，是一件新衬衫！是一件白底双点状线咖啡色方格的确良衬衫。太好看了，我看在眼里了，我记在心上了，我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这是给老大买的。母亲答应着接过来，大哥可真幸福啊！大哥呢，怎么没看见大哥呢，他醒了吗，他哪，他高兴吗，嗯，怎么没有给母亲买点东西···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我是当不了贼的，但我始终惦记着那件白底双点状线咖啡色方格的确良衬衫。大概大哥穿了有两年了吧，在大哥洗过衬衫凉到大半干时也曾偷着试穿过几回。但他始终就是没有往下让的意思，肯定大哥也是极喜欢这衬衫的，不然他早拾给二哥穿了。二哥穿完就轮到我穿了，二哥是不会再穿两三年的，绝不会。可惜二哥没跟大哥强要过来穿，根本就没那意思。他俩讲好了，有幕后交易，？父母呢，这件事父母怎么不下指示了呢，大哥穿了二哥穿最后是我穿，这是不成文的家规。不管怎样，反正我有点等不及了，怎么办呢，我不会利用公共资源请示父母用权力争取来，也没有对大哥示好屈求来，更没有叫二哥先要来穿穿。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攒足了十元钱又换成一张大团结，然后突然拿到大哥面前说：给你十块钱，这衬衫给我穿。大哥没问，似是有准备的一把把钱欻过去就说了一个字：行。十元钱就成交，我太有才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光顾高兴了，也没看看大哥啥表情。
我想父母不知道也不相信家庭内部还能发生这种违规交易，监管从此失效了。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事都感觉自己傻到极点了，大哥当时让都没让，拿了钱就走。
又过了很多年我又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在这个交易里：那年月刚参加工作的大哥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二十几块钱，父亲的月工资才三十几块钱。因此，那件衬衫充其量不会超过七八块钱，应该在五块钱左右。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很有意思，大哥作为长子蒙受父亲的高看和厚爱，独自享受了父亲的礼物。穿了新鲜，抢了风头，最后还有特别超值的现金回报。这是一次比收藏古董增值还快的交易，他比公共资源私有化赚的便宜还大，比地产商空手套白狼的手段还高明，比妓女来钱还容易乐趣也不少。
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如果我说一年是十一个月，你准会说我“二”了吧，我们这地方叫“半昏”。但我告诉你在以金钱为唯一目的的人的心里，任何事都是可行的，没有道德底线和常识，只要有自己的利益。
现今在市场条件下，各行各业各类人物都在拼命生产奇迹，雷人雷语满天飞，怪事怪物见缝生。人都见怪不怪，充耳不闻了。因此，市场经济的唯一奇迹就是消灭了“奇迹”。但如果在三十多年前我家有一个人因十元钱面对母亲的追问拼命咬牙说了一句雷天地雷鬼神，前欺古人后骗来者，偷天换日且令我大惑不解的话：一年就是十一个月。你会怎样，傻了吧，是三十多年前，就为十元钱。如今我把这种怪论怪事称之为：市场条件下因经济混战而发生的经济恐怖事件。因此，我始终告诫我自己，不仅要从政治上反恐更要从经济上反恐，但我的双手硬不起来。
大哥肩负家族使命，是全家人的希望，因而上学少工作早。大哥工作之后，家里的确宽裕了不少。我家是院里先有沙发的也是第一个有收音机的也是第一个用上莹光管台灯的也是首先用上一户一电表的也是先看上黑白电视的。记得大哥在肉联厂干临时工时，用五毛钱买回一盆香喷喷的猪下货，全家人大吃了几顿。
那时的工人阶级在单位里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互助式的金融机构叫：储金会。就是十二个人组成一组，每人每月拿出十元钱来给一个人用，一年循环一次的非盈利民间小额借贷形式。这是一种深受同事们欢迎的形式，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每年家里都有新打算，有了钱添置一件新用具，这真是心有希望人有盼头，劳动和休闲两分开的安安稳稳的绝大多数俗人想要的生活。大哥工作以后很快就急急地加入了这一组织，父母看着长子知道攒钱为家分忧更是美滋滋地在心里乐呵呵地在脸上。爷爷知道后也夸道：这孩子，有出息。
年底了，母亲问了又问，大哥好不情愿地拿出一年来攒的钱，他或许忘记这是全家人的公共开支了。母亲数了一遍又一遍，问道：先别走，怎么少了十元钱。开始，大哥还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说不清，讲不明。就是想快走，母亲哪里肯让，要他说明白。大哥说：头一年加入，就是十一个月的钱。我在边上看得真切，还傻不拉几地问道：一年怎会是十一个月。还大明白似地解释：今年存十一个月，那明年就应该是存十三个月。大哥瞪我一眼说：一年就是十一个月，说完转身就走了。我眨着不解的眼望着母亲，母亲长舒了一口气，没有给我讲明白。
多年以后，我有点明白了，那十元钱被大哥截留了。母亲肯定知道，但为了长子的面子没有说破。
这是我家三十多年前因为十元钱发生的一件经济恐怖事件。因利益引发的怪论，我家算早的。因此，现在国家的“经济问题”在我眼里都是后生。
校办工厂
学校产业化之前，学校是国家的，是公益性很强的部门。其实我上小学时学校里就有校办工厂，仅仅是人心和指导思想的不同，校长是万万不敢拿校办工厂当成自家的提款机拿全校师生当成他家的打工仔的。我不知道那会儿有没有监督，反正老校长是抽自己的烟喝自己的茶。
校办工厂在学校的最后面，每周都有半天的劳动课，而且是一次去一半。同学们都很愿意去参加劳动，在老师的带领下，七拐八拐地进入一个小院子，有三间平房。一间是原料仓库，一间是工作间，另一件是办公室兼配料室。原料仓库里有很多“蒲棒”，要把它弄成棉絮状，这工作要戴口罩。工作间里有个大水池，把棉絮状的“蒲棒”放进水池，一位师傅再加入胶，颜料和一些旧纸浆，然后同学们每人拿一根木棍在大池子里不停地搅动，早晚搅的看上去像稀粥状的时候，师傅开始教我们如何从“水中捞纸”。每个同学拿一个三十几公分宽一面有丝网的木质方框，双手平端一边略向前倾，缓慢地进入水中并在水下稍稍晃动几下，然后端出水面，沥干水分，翻扣在一个模子上，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把木框下水太深，否则捞的纸太厚，也不能太浅，纸不成型。当捞出的湿纸攒到足够多时，我们就拿上到校园里一张一张揭开并贴到墙上，一会就干了，再揭下来并数成一百张一包的成品。到此为止，一包粉红色方型手纸就做好了。那年代，没有多少人用这样高级的手纸。
小学，中学，高中的学校里都有校办工厂。我从小就参加社会实践，学工学农又学军，而学工的机会则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