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儿叔是我“远门儿自己家”的叔叔。“自己家”是什么意思呢？在我村里，就是共有一个祖宗的人家，一般是出五服不远。共有一个老爷(曾祖父)爷爷(祖父)的话，我们都说是“一个家”或近门儿“自己家”，又叫“近股儿”。村里几乎都是“李”姓人家，就有几家姓“赵”的。听老人们说，咱们都是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那儿迁来的。一个叫李尽忠，大哥，大名府的一个村儿；另一个叫李尽孝——咱们的老祖宗。从族谱上看，一辈儿按20年算，300多年了，应是明末清初迁来的，
怎么叫大眼儿叔呢？小时候，过年磕头，跟在大人屁股后边儿，为的是得到瓜子糖牛儿之类的奖赏，内含着“尽孝”的学习。村里人见面都兴喊点儿啥，以示尊敬，也带出远近亲疏，这样长辈儿觉得你懂事儿，有时还能喊来媳妇儿。谁谁的小儿，不爱说话，见人时板着脸，啥也不喊，娶媳妇够呛！小辈见到长辈，怎样喊也是有技巧的。直接喊“爷！”“叔！”显得傻气，带上名儿“生堂爷！”“孟海叔！”喊出大气。鞭炮的噼里啪啦响彻一村又一村，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笔挺的红烛守卫着天地全神和列祖列宗，像站岗的士兵一样，即便牺牲自己，也会勇敢地坦露真诚。夜色下，昏黄的路灯光直溜到每一个角落，照送着一群又一群的祝福队伍。“爹！该叫那个人啥呢？”我指着拍我头的和爹一般高的人说。我爹刚要说，一个叫喜叔的抢过话，玩笑地大声说：“小儿，你看他！脸黑眼大，叫大眼叔吧！”我就叫了起来，后来知道他大名不叫大眼。叫起来了，就改不了了。
大眼儿叔快60了，像他爹一样，还是那么能干。他爹，我应该叫爷的。他爹死的时候，是夜里偷偷走的，正如他悄悄地来，不带走一片云彩——那几年必须火葬。他留下的几句话，让人们口口相传，让人们不时说起他，也许就是他一辈子的意义。文革时，人们饿得前肚皮贴后脊梁，街上一瞅，个个瘦猴子。哪有猪八戒式的胖子，哪有高血压式的富贵病。孟子说，饮食男女也，其言不差。吃不饱困惑着每个人，哪还想别的什么事儿？大锅里的照人汤，篦子上的黑窝窝头和红薯干，都离不开一个抢字。天天如此。一个宁静的夏夜，月光洒满大地，虫儿低吟。街上有关吃的话语，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爹认真又有点儿天真地低声：“……毛主席是不是天天吃粿子（油条）啊！那多好哇！……”一地笑声，笑到今天。家家户户分到了地，人们的干劲，如火山一样，不可阻挡。集体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个人才能发展的真理，在那个时代得到体现。他爹是典型的老农民，脸上的褶皱让人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看到皎洁的月光，他心疼死了，就像洋油灯的油洒了似的，说什么“这么明的月亮地儿，不去地里干活儿，可惜了的！”端起一碗面条儿，舍不得吃，说什么“糗一糗，加点儿水，一碗变两碗。”老天连下几天雨，把他闲得累得慌——耽误多少活儿。
大眼儿叔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弟兄一个似乎有点儿单薄。他有经济头脑，脑子灵活，挣钱劲儿大。印象中，他爹养红薯苗儿卖钱，一分钱一棵。青青的苗儿，在风的招摇下，向我点头，那时我想，那该卖多少钱啊，那该买多少瓜子呀！他爹养过毛驴，不过他家的驴没我家的高大。他是一个好的车把式，他扬鞭甩出的弧线，曾给我美妙的遐想。大人是孩子的老师，父母是孩子永远的人生范本。我常想，大眼叔的经济头脑——“玩大车（汽车运输）”，兴许和他爹卖红薯苗儿有关；他开大车，兴许和他爹赶毛驴相联。八十年代初，春天的故事刚开始，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土地回归到农民手里，农民们让她焕发生机。绝大多数农人，一门心思地向梨树苹果树桃树讨生活，向小麦玉米求温饱。大眼叔不止于这些，跑起了汽车运输。记忆中，他的“解放”大卡车给村里拉煤拉沙子，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对大眼叔啧啧称赞。八九岁的孩子，在那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经常停电的年代，听大眼叔讲把山西的煤怎样运到山东电厂，听外边新鲜事儿，心里那是好生羡慕。还听说，跑运输和他亲戚闹矛盾，知道了“买卖好做，伙计难处”的话。
也许是老天爷眷顾不多，他家的光景在村里并不是上流，算是一般好点吧。农村里，拿什么衡量一个家门的穷富，肯定是能看得见的房子。房子是什么，房子就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家男爷们的最大面子，是漂亮好看的媳妇儿。别人家盖了二层小白楼，大眼叔家也没落后。别人家是先盖楼后娶媳妇儿，他家也是，这个顺序是不可颠倒的。
大眼儿叔两个闺女，一个小子。在村里，算是儿女双全的人——全样儿人。90年代中后期，女儿高考没考好，也没复读，直接进入社会跑生意。石家庄摸爬滚打十多年，正赶上房地产泡沫式发展的时期，专做建筑材料的销售，女儿着实赚了一笔，赢得了村里人，包括我的眼气（羡慕）。过年开车回家，给大眼叔挣足了面子。大眼叔并不是喜好高调的人，也不是那种有钱了得瑟的人，但看他那掐烟的手和满脸堆笑的脸，听他那高亢的语调，可知他是开心的。他小子也从他闺女那儿学到了许多做生意的真谛，木讷的脾性滑溜了许多。一次过年和大眼叔说话，他道出了他的人生信条。他动情地说：“……跑车玩车这么多年，还是做生意，大妮儿上学不行了，就做生意，上学不也是为了挣钱吗？现在大妮儿不就是明证吗？”听了大眼儿叔的话，有些难为情。读书上班做老师多年，虽说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村里人看我骑自行车回家的眼神儿远不及奔波在外却开着小车的小伙伴们。老一辈卖红薯苗儿，在那个不兴做买卖以种地为本的时代，给大眼叔家注入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很早地跑起了运输，离不开老一辈的引导。大妮儿没考上大学，没有考虑复读，直接融入社会，和大眼儿叔对社会发展的正确分析有关。一个遵从做买卖的农村家庭，不说是成功的，但可说是过得蛮不错的。听说，大眼叔的一个研究生外甥女儿，因为生活，也跟着他大妮儿学跑生意。
大眼儿叔个子不低也不瘦，说话时总带着笑。经常出去走南闯北，见到的新鲜景儿自是不少。给那些村里人讲外边的事儿，是大眼儿叔最开心的事儿，最有成就感的事儿。那些和他同龄的人，听他讲那些最拽人胃口的带色儿的事儿，啧啧得直流口水，眼都直了。故事里的事儿，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他的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即使是大眼叔瞎编的，也使得老男人愿意相信。一个带色儿的社会——有电视有网络有手机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觉醒着，耳朵听着别人的故事，心里却在观照自我，进而平静的心湖泛起涟漪。
大眼儿叔是一个既能走出去开放又能走回来种田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