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东新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意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它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系负责人上书校方，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原因是“不致因不均而滋怨”，最后只有每个校委会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的敢言是出了名的。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的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
张东荪是老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自己的精神气质就很有代表性。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像张先生这样的傲骨和不满形式主义的态度，在老大学里并不罕见。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比如统一招生，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小，却反映出民国教授们的脾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尊重教授，是办好一所大学的第一要事。大学是教授们的大学，大学依赖教授而存在，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有了教授才会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会有教授。所以民国教授们的脾气“大”一些，也就无可厚非了。只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和那些“所谓’教授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受到什么启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