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家境很差，为了既有书念，又有饭吃，只报了一个志愿“师范学院数学系”，因为学师范吃饭不要钱。结果，没有被该校录取，而是被吃饭要自费的另一所大学的数学系选中。
前些年，与一位年轻的同事闲聊时，她神秘兮兮的说：“李老师，我给你讲一件与你有关的往事，听吗？”好奇恐怕是人类的天性，我忙说：“跟我有关？赶快讲！”她说：“我妈妈曾经给我讲，她当年去招生，发现一份成绩尚佳却被扔到一边的高考档案，那就是你的。”从来没有想到，我曾经被当作垃圾，于是急迫的问：“后来呢？”她说：“我妈妈出身也不好，有些同情，就想录取你，但是又怕犯错误，于是就去请示领导。由于成绩合格的人选实在太少，领导们考虑再三，经反复斟酌，把你作为最后一名给录取了。”
听后，眼前浮现出了几十年前的往事，要是早知道这件事，我恐怕会十分谨慎的为人处世，少走弯路，少吃苦头。偏偏是我不知道内情，仍然我行我素，结果被碰得头破血流。
进入大学以后，第一次进图书馆时被丰富的藏书惊呆了，期刊杂志竟然有百多种，全国各省市的日报都有，五层楼房和地下室排满了书籍。中学时曾听同学说，有一种专供领导阅读的报纸叫《参考消息》，专门登载国外的新闻和消息，当时甚感神秘。如今在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可以自由阅读，真有一种自己已经不是普通人的感觉。
图书馆里，很多书籍跟砖头一样厚薄，可是多数读不懂，能读得懂的又嫌费时太多，因而喜欢借阅薄一点的图书。有一次，在图书馆里借到一本很旧的小册子，介绍数学史。一篇关于牛顿和莱伯尼茨发明微积分的文章深深的吸引了我，著者详尽的剖析了他们分别从力学和几何学的简单问题出发，一步步发现、发明和发展了微积分的经过，很受启发，使我知道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次，读到了马克思与他女儿燕妮的对话，燕妮问他：“你的座右铭是什么？”他回答；“怀疑一切。”后来，反复琢磨才明白，这是获取正确思想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当“怀疑”错了的时候，就知道真理是什么，如果“怀疑”对了，那就是发现了真理。由于受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并在学习中自然的加以应用和实践，知识增长很快，学习成绩日见突出。
正当我傲游在数学和物理的公式推演中获得乐趣的时候，忽视了一支无形的政治魔爪正在不知不觉中向我袭来。
1965年，共青团九大的政治报告《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发表了，简称《九大报告》，校团委组织学习。每周六下午是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大家都习惯听领导作报告，或是听团支部书记朗读社论之类的文章，然后分组讨论，大家按照报告和文章的意思，空洞的发表些赞颂或是感想，走走过场。起初我以为，九大报告是共青团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也跟随着团员们说些空话。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周末的下午，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桌椅被摆放成中空的矩形方阵，中间单独放着一把凳子，四周早已坐满了同学。见我进来，系团总支书记命令我坐到中间的方凳上，此时我才意识到，要拿我开刀了。书记宣布：“为了深化学习九大报告，今天我们对李XX进行揭发批判。李XX，你先自我检讨。”
由于事前不知情，毫无准备，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于是便随口说：“事前没有人通知我，如此突然袭击，没有准备，确实无话可说。”心里想，你共青团的报告，应该整你们共青团的团员，怎么整普通百姓了，关我屁事。见我如此态度，书记大为光火，宣布：“大家开始揭发批判！”于是，事前早有准备的团员们，依次拿出稿纸，照本宣读，内容多半是从报纸上抄写来的一些套话。少数人对我平时开玩笑说的一些俏皮话，无限上纲分析，只差没有说我是反革命了。
有位同学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句公道话：“李XX是有不少缺点，但是他对学习委员的工作还是认真负责的，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或许这句话触动了同学们的良知，并非人人都愿意做缺德事，一时冷场。正当书记干着急的时候，一个长期申请入团而又不被批准的积极分子突然站起来，据说，他父亲解放前作恶多端，解放后被共产党镇压了，他猛的一拍桌子，恶狠狠的问道：“李XX，我问你，你搞好工作的居心何在？目的何在？”
当时觉得很委屈，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如此怀疑我对大家的热情服务，一时无语。他以为语出惊人，击中了要害，得意的高声喊：“你必须回答！你不回答说明你心中有鬼！”我愤怒了，当时我问书记：“今天是帮助我还是斗争我？”书记不耐烦的说：“帮助，怎么啦？”我说：“既然是帮助，为什么拍桌子呢？”书记大声呵斥说：“你不要转移话题，他拍桌子不对，但是你必须回答他的问题，这是对待群众态度的原则问题！”
显然，如果我承认自己别有用心，那是自投罗网，既违心，也辜负了同学的善良的同情，如果说是真心为同学服务，那就要被扣上伪装进步和对抗群众的帽子，还显得窝囊。
那时年轻，脑子转得快，我理直气壮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三好，工作好就是其中的一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你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和帮助别人把工作搞得更好，还是指手画脚，这是立场问题！”
大家都没有想到，我居然把毛主席搬了出来，而且说得在理，弄得书记无话可说。这样一来，批斗会无法继续进行，书记宣布：“散会！”
中医的治疗方法中，有“以毒攻毒”一招，我得以自救了。
心中十分压抑，就去找我敬重的那位中学老师求教，讲述了这件事。老师语重心长的说：“无知呀！要是你当初也写个入团申请，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会议和活动，随时汇报思想，也不至于被批斗。如今你还得罪了他们，今后的日子看来难熬了，没有办法了。”我问老师：“我退学行吗？”老师感叹的说：“你退到哪里都一样，他们会在你的档案里重重的写上一笔，说不定更糟，只能看你的造化了。”
不出老师的所料，从那以后，传达重要的文件时，不让我去听；防空演习不准我参加；抓捕学生的大会上，我总被安排在被抓捕人的旁边就坐，每次我都以为要抓捕我。我被彻底孤立了，没有人敢跟我说话，见我就绕开走。
不久，政治课实行改革，在我们年级搞试点，派来了以政治教研室主任为首的几位老师蹲点，整学期学习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由于我已属于另类，学习讨论中不讲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无人理会。其实，大家的讨论也都是在走过场，照着报刊杂志空话连篇的说一通。为了结合实际，也会找点鸡毛蒜皮的事，不疼不痒的自我批评一下，混混时间。到后来，大家都无话可说了。对于团干部来说，如果每次讨论都没有人发言，会被追究责任。在一次小组会上，团支书对我说：“你一直不发言，为什么？”我不知深浅的随口就说：“我一直在思考，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希望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以表示屈服，没有想到这句话惹祸了。
上课的时候，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来训话；“……居然有人对抗毛泽东思想，提出什么‘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知道有人告状立新功了。我很后悔自己忘记了那位中学老师的教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专制社会里，讲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讲话’”。我明白我死定了。
下课后，同学们纷纷离开了教室，我独自坐在原处等待发落。教研室主任走到我身旁，叫我跟他去办公室，我灰溜溜的低着头跟在他身后。到办公室以后，见我低头站着，出乎预料，他让我坐下，然后关切的说：“你不要害怕，说实话，为什么要提那样的问题？”我战战兢兢的说：“成天批判我，孤立我，我也希望进步，希望找到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从而获得正确的思想，将来争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做出贡献。”他沉思了片刻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无知呀！要记住，今后不能怎样想就怎样说，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下一次的政治课上，这位教研室主任讲：“我们在搞试点，除了反动言论以外，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和探讨，以获得正确的认识。至于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两个根源，一是阶级根源，二是认识根源……”。
在那个时代，为了获得组织的信任和重用，最省力也是最管用的办法，就是抓反革命。本来完全可以认定我与毛泽东思想唱反调，送我进监狱，可是这位老师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政治问题化成了学术问题，我很感激这位老师，他帮我逃过了一劫。
有一次，与一位老校友说起了这些事，表示有愿望去向这位老师致谢。他告诉我：“你说的这位高个子教研室主任，文革后期自杀了！”我极为震惊，想起了他对我的警示：“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
古往今来的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所揭示的充满睿智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这些都是启发人们获取正确思想的好方法，可是在中国得不到推崇，而是强迫人们去接受空洞的说教，连说句“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差点成为反革命，还需要贵人来搭救。自命为真理化身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思想来自哪里，还要用暴力加以捍卫。中国的先进分子们终于拿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武器，把那些鼓噪“在思想领域里实行专政”的人连同思想一齐送进了坟墓。
一个社会如果豢养着一班子人，随时窥视普通人的言行，寻觅机会打击和迫害异己，那就是一个充斥着恐怖的黑暗世界，必然不得人心。难怪封建法西斯王朝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噩梦终结，人治被宪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人们终于可以享受自由了。我庆幸一生中每当磨难降临时，总能得到贵人们的帮助和解救，愿善良与仁爱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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