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

巩本勇

2013年8月，县人民医院住院部6楼肿瘤科病房605室。我的父亲因患肺腺癌住院治疗，母亲给输液的父亲一勺一勺的喂饭。2015年1月，县人民医院住院部16楼两腺科病房1605室。我的母亲因患乳腺癌住院治疗，父亲给输液的母亲一勺一勺的喂饭。

“老伴”，真是个令人动容的字眼。内含的，不仅是爱，更是一种不可取缔的地位。“老伴，老伴！”到了近七十岁这把年纪，这里得有多少包容、承担、信任、欣赏和忠诚……

母亲出院后的第二天，父亲胸闷得很，住进了医院。这一次，父亲的病情已经加重，医生告诉我，你父亲的日子不多了。输了几天液，父亲大不如以前。腊月二十九，父亲要我办理出院手续，坚持回家过年。哪知道，这个春节，竟然成了父亲最后的一个春节。今年大年初四凌晨，父亲走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慈祥而平静！

母亲说，你们的父亲是到天堂享福去了。

一

我出生在鲁北平原马踏湖区的一个村子，由于这里地势低洼，河道纵横，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洼里。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的老爷爷是地主分子。老爷爷不是人们说的那种剥削阶级的地主，是靠劳动挣来的地主。老爷爷非常勤劳，挣了钱买地，攒了钱还是买地，不停地买，结果买成了地主。“文化大革命”那年月，我的老爷爷往往是在平时干最脏最苦的活，在开群众大会时是被立在主席台上遭人们批斗唾骂的对象。而他的儿女们，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地主狗崽子。没想到，大队开斗争大会在台上被批斗的十几个地主富农里，有我的老爷爷不说，居然还有的爷爷遭连累。

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就连我的父亲来说，同样饱尝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不公正的待遇。父亲小时候，原本就不清楚“地主“这个概念是咋回事？更搞不清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出生在了“地主”这个倒霉的破家？老是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就连我，也感受到了人们对“富农”后代的不公。在我到了上学年龄开学报到时，老师就发一表格，填写学生各自的家庭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将头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师，恨不得将这个表格撕掉。“地主”、“富农”这两个字词似乎是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似得，让我难以启齿。

父亲到了娶媳妇的年龄，相邻的村庄一打听是地主后代的儿子，都直摇头。好心的远房亲戚做媒，从邻县的一个村给父亲介绍了一个“老革命”贫农家的媳妇，也就是我母亲。相亲那天，母亲说：“啥地主不地主的，只要人好就行。”

家庭成分的困扰，叔叔们娶不到媳妇，让奶奶操碎了心。过度的辛劳、愁苦，让奶奶积劳成疾患了乳腺癌。奶奶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层薄被，不停地呻吟着，有时会大叫起来。乳腺癌把奶奶折磨的已不成样子。1979年的正月二十二，奶奶因患乳腺癌不治身亡。得到消息，我痛哭了一夜。奶奶走的时候，年仅54岁，那时候我只有八岁，正读小学一年级。由于父亲排行老大，所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父亲在社员们的举荐下当了生产队长，进入八十年代，他跟随公社的建筑队干活，为了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舒坦些，他从壮工做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从没有怨言。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姊妹仨先后成家立业，父亲总算熬出头。

二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姥爷被日寇抓壮丁，挖战壕、修堡垒，还经常挨打，这一经历激发了他的革命信念。1945年，家乡解放。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姥爷积极参加除奸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村长。1951年，姥爷的正义感遭到村中小人的暗算折磨而死，年仅45岁。那时在七个儿女中排行倒数第二的我的母亲只有5岁。

姥爷去了，姥姥没有倒下，拉扯着七个孩子。每逢生产队里分配活，姥姥都是挑最脏最累的活干。在挣足工分的同时，奢求队长多赠点口粮，哪怕是分点剩下没人要的菜头子。因为家里还有七张嘴等着吃饭呢，生活已经是非常非常地困难了。平时姥姥从牙齿缝里挤出吃的东西，留给儿女们吃。日子虽然清贫，但一家人都在一起，足够了。有一年，家里断了口粮，姥姥把母亲送给了人家，一个女儿只换回了二十斤玉米面。母亲送走的那一天，声嘶力竭地拉着姥姥的衣角，吵闹着说：“只要不把我送走，我不吃饭也行！”看着女儿，姥姥的心碎了，她又把玉米面还给了人家，母亲终于没有送走。若是真的送走了，相信这将是姥姥一辈子不安的事情。面对生活的艰难，姥姥拖拉着儿女们，一年一年的熬了过来。

大舅渐渐长大成人，脾气性格和姥爷一样的人，勤劳、正直、直爽，成了家庭的顶梁柱，替姥姥撑起了家庭的重担。就在日子渐渐好起来的时候，堪称百年不遇1964年的山东特大涝灾，又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灾难。鲁北平原地区的涝灾极为严重，庄稼颗粒无收，人们挖野菜、吃树叶、啃树皮，饿死了不少人。公社下发的救济粮，寥寥无几。救济粮按人口分，每天也就二三两面。大部分人家都是将玉米面掺在野菜里蒸熟一块吃。可是，野菜、树叶挖不到了，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肚子饿的狗狗叫。

大舅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为了让大舅吃饱，大舅的大儿子华哥的口粮没有了。我没有了解到是谁想饿死华哥，是大舅，还是大舅妈，生活困难的岁月，人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本来口粮就一人二三两，一个人吃一顿都不够，何况一天不进食的人。华哥蜷缩在墙角，像是饿死的样子，大舅家也是没得办法，不饿死华哥，也得饿死其他的人。母亲知道大舅家的事情后，偷偷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华哥吃。母亲没了吃的，只好啃棒子瓤。华哥有了母亲的口粮，没有饿死。母亲靠吃棒子瓤好几个月，救活了华哥，这是华哥一辈子忘不了的恩情。

三

父亲像一棵树，一张脸，经常受伤。2013年8月，一张要命的诊断书，让我的眼泪变成了孩子。一个给我呼吸的人，几乎把我的精神崩溃。

我不相信县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只好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同学，告诉他我父亲患病的情况。第二天，我准备带着父亲去北京。母亲说：“我也去，你爹离了我不行！”这是两个六十七岁的老人第一次去北京，还是去看病。来到北京，得找宾馆住下。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的宾馆，一个房间最便宜的也要300元，还是打折后的价格。父亲嫌贵，拉着我往外走，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在北京已经是最便宜的了！”父亲说：“那咱就要一个房间，我和你娘一张床！”

解放军总医院的楼层、房间和床号，我已模糊不清。67岁，一个迈入老年的人和肺腺癌串接在一起。我不相信，但这是北京五棵松告诉我的不争事实。父亲不同意在北京治疗，说花不起钱。临回家前，我好不容易才劝说他和母亲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回到县医院，输液吃药的父亲总劝慰我，即使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我会很幸福，因为我有了儿女们幸福的记忆。父亲经得起风霜雪雨，我却经不起“电劈雷轰”。我开始祈祷：上帝啊，神仙啊，请把我父亲变成一个无病的人。虽在病中，父亲一见儿女们却总是笑呵呵，他笑得比以前更实在，更有力，更殷实。我却能从他的眼神看到——肺腺癌，打破了父亲一生的愁殇。

父亲第一次不听话，是医生的，权威专家的。他坚决不打化疗和放疗。三分治（药物治疗），七分养。一年后，父亲的病状控制的很好，渐渐恢复了体能。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会相信。事实上，我自己原本也不会这样想。父亲调整心态，仔细观察医生的得失，也观察病友的成败。一年了，父亲不但活了下来，还活得越来越健康，他每天都侍弄庄稼，赶集上店，空闲里骑着电动车在马踏湖区转悠，俨然不像是一个身患癌症的病人。用劲干活，已使病中的父亲更加成为一个身负责任的陀螺，挺着腰杆儿，不停旋转，旋转不停，支撑生命的意义。身患绝症的父亲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身心和心情愈发像个健康的人。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父亲获得了重生，他的胸怀绝对包容一切，无论长短与宽窄，大小与高低！

四

弟弟1996年同济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工作。弟媳是弟弟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是广西南宁壮族人。由于气候的原因，弟弟、弟媳和侄儿岱林很少回山东来。去年夏天，弟媳和侄儿坐飞机从深圳抵达济南。父亲得知后，对我说：“你弟媳和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你去济南接一下！”我和弟媳一通电话，弟媳坚决不同意去接，娘俩做大巴回到家。父亲知道我没有去接时，气得直跺脚。不管父亲怎样，我都能理解，他是想早一点见到孙子。

岱林一直在深圳这座大城市成长，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茅房啥样。刚一回来，孩子在家里找不到厕所，在院子里拉屎撒尿。拉完屎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咱家的卫生间好大吆！”父亲摸了摸岱林的脑袋：“老家就这样，赶明天我去买个坐便器按上，咱家就有卫生间了！”父亲虽然在病中，自从孙子回来，他来了精神。带着孙子赶集，还到马踏湖里给孙子捉了只鸟，让他看着玩。他说：“岱林，这只鸟叫喳喳栖子，你们深圳没有，好玩不！”岱林说：“啥叫喳喳栖子，像麻雀，不好玩，爸爸养的鹦鹉，那才是鸟呢。”

父亲每天都给孙子岱林买鱼吃，换着样的买。今天是鲫鱼，明天是草鱼，后天是黑鱼……父亲对我说：“岱林在深圳光吃海鱼，吃不上咱这湖里的淡水鱼。他吃上瘾了，就忘不了老家，忘不了爷爷奶奶，他大爷大娘！”吃鱼的时候，父亲把鱼籽吃了，岱林斜楞着眼说：“爷爷吃了鱼籽，不识数！”父亲也逗着说：“小孩子吃了才不识数，所以爷爷就抢着吃了，爷爷年纪大了，不识数更好。”

弟媳和侄儿回深圳的时候，父亲给岱林买了好多的核桃，直装地行李包鼓鼓的。弟媳和侄儿坐上车，我看到父亲一直和孙子说话，有一句我听的清清楚楚：“岱林，想着老家，你下次来，不一定见到爷爷了！”父亲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流出了泪水。

五

肺腺癌没有让父亲倒下。他又在老家屋后的空闲地里种起了蔬菜。他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缺儿女们吃新鲜的蔬菜。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臭菜和曲曲菜，他就多种了些，由于臭菜生长任性，季节性强，老是种不好，父亲和母亲都是跑到二十里外博兴县的三姨家去拿。

几乎每一个星期，父亲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母亲，来县城给我送饼和菜。有一次，父亲记错了日期，把星期五当成了星期六，和母亲来到了县城我居住的小区。门卫不让进，他说找我，门卫说：“今天星期五，你儿子应该上班，改天吧！”父亲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记错了日期。但既然把饼和菜拿来了，还能带回去。就给我打电话，问饼放在哪里，我就让他放在小区的门卫。

下午下班回家后，我去了小区的门卫。但是，饼和菜都不见了。我问门卫，他们说：“就是放在门卫的桌子上了，咋能没有了呢！”门卫的张老头又喊来了当天值班的保安，他们都知道放在门卫了，至于啥时候不见了都不知道。没有办法，我去小区的物业公司调监控，找不到一点线索。我一想，还是打电话再问问父亲。父亲说的很坚决：“就是放在门卫了，我还嘱咐了门卫的值班的人。”我看父亲真着急的样子，只好说：“爹，不就是几个饼吗，没了就没了。”父亲说：“不是几个，是二十多个，那可是你娘擀了一上午的饼！俺知道有偷钱偷物的，哪知道还有偷饼的！”

第二天，正好星期六，父亲在小区门口打电话说：“你在家吗，你娘今早晨又给你擀了饼，我和你娘给你带来了。”我急忙穿上鞋，小跑到小区门口。看着病重的父亲这么老远的一天一个来回给我送饼，禁不住鼻子一酸，差点流出了眼泪，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内疚还是高兴，难于言表。

六

今年一月的一天，和父亲两年前患肺腺癌的日子差不多，我的母亲感觉头痛，就去县医院诊断。医生告诉我，你母亲可能是乳腺癌。这犹如晴天霹雳，又给我当头一棒。两腺科的杨医生说：“乳腺癌治愈率在所有癌症中是治愈率最高的，动了手术不会有事的。”杨医生从世界根治乳腺癌的经验给我讲解了许多，我开始给在深圳的弟弟打电话，商量给母亲动手术的事。

哪知道弟弟根本不同意动手术，我就把在县医院手术室工作的翠玲姑找来，让翠玲姑给他说。翠玲姑在县医院工作了30多年，已成为县人民医院手术室的主治医师，她的麻醉水平全县堪称一流。翠玲姑在电话里对弟弟说：“我在医院干了这么多年，乳腺癌患者还没有一个不动手术的。不动手术，扩散的会更快，没说的，必须给俺嫂子动手术！”弟弟和翠玲姑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最后终于同意了。此时，病理分析出来了，母亲是乳腺癌中危期，切除后不会有大碍。手术接着开始了，足足动了三个小时，切除了有肿瘤的那个乳房。

在母亲动手术的三个小时里，父亲每隔十几分钟就打一次电话。“是恶性的吗，你们可别不给说，我承受得了！”我告诉他：“不是恶性的，发现得早，娘不会有事的。”一会儿又打过来：“手术动完了吗，你娘是不是不好，要是好的话，手术咋这么长时间！”父亲不是诅咒母亲，此时此刻，他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只有他自己明白。老伴，终归是老伴，是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风雨感情。

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母亲便能下地活动了。事实上，母亲比父亲脆弱得很。我每次到医院，她都和我唠叨许多：“我要是躺下了，你爹没人照顾了。你看，孩子们都很好，我们老两口却都得了癌症。”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能读懂一个农村母亲的心。娘的伟大，不单单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父亲，而更多的是对儿女们的挂牵。

七

过了几天，弟弟安排了一下手头的工作，从深圳坐飞机回来了。弟弟推开病房的门进来的时候，爹和娘笑容满面。

中午，我和妹妹也来到了医院。父亲说：“我和你娘都病了，拖累的你们姊妹仨不轻。俺老两口的医疗费，必须说道说道。”弟弟说：“你操啥心，安心养病就好，其他的事我和哥哥商量就行了！”爹拗得很，执意晚上回家商量。我和弟弟、妹妹没办法，只好说留下妹妹照顾娘，我和弟弟回去。爹早已把叔叔和婶婶们喊了去，他这是找证人啊。

就这样，一个家庭会议召开了。弟弟提出了“四四二”制，也就是说，如果父母看病花去1万元，我和弟弟各拿四千元，妹妹拿贰仟元。二叔、三叔和五叔，不发表意见，喜欢得罪人的四叔不同意弟弟的意见，坚持“五五制”。他说：“养老都是儿子们的事，闺女出钱在咱这里不兴！”按马踏湖区沿村的风俗，闺女嫁出去是不分担债务的，但妹妹明事理：“爹娘生了我，把我养大，我拿二不多，应该的。”

父亲看着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就一锤定音地对弟弟说：“别争了，我看按三二五制，你哥哥拿三，你姐姐拿二，你拿五。”大家默不作声，父亲接着对弟弟说：“你在深圳挣钱多，你多拿点，替你哥哥和姐姐多分担些。再说，家的事情都是你哥哥、姐姐忙活，也算合理！”弟弟急忙说：“爹，听你的，我拿多点确实是应该的，不够的话，还算我的！”

八

第二天上午，弟弟说去医院接替姐姐照顾母亲。他想坐公共汽车去县城，父亲不同意：“你在深圳开汽车还没开够啊，坐公共汽车，还不如做我的电动车呢！”弟弟从毕业到参加工作，确实是第一次坐电动车，不过他是坐的父亲的。

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弟弟去了县医院。快到医院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地弄的路面很脏。弟弟去医院的食堂买饭回来，鞋上沾满了泥，把病房的地面弄脏了。医院的保洁员不耐烦了，嘟囔着满嘴不干净。弟弟不乐意了，就说：“医院为病人咋服务的，你这态度，要是在深圳，早撵回家了。”

那个保洁员也犟上了：“俺就这态度，爱咋咋地！”弟弟没有再搭理她，就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再三道歉，医生也再三解释，弟弟不肯罢手。父亲说话了：“行了，人家医生都来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保洁员也不容易！”

弟弟的脾气确实也急了点，但是不管咋样，医院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医院的形象哪去了？一个保洁员都这样，医院的管理水平、医疗水准，老百姓还能信得过。医院应该在这方面着手服务了。不然的话，老百姓还在继续演绎“不怕花钱的去县医院，不怕死掉的去中医院，论堆的去乡镇卫生院！”

九

我的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因为上研究生辅导班，所以今年寒假回来的晚些。为了女儿让安心学习，母亲生病的事我和妻子没有早告诉他。女儿回到家，一个劲地埋怨我。她放下行李包，带上从北京给她奶奶买的点心，骑上电动车就往医院奔。之后的两天，弟弟回家照顾父亲，两天后，弟弟因为深圳那边有事，就坐火车走了。女儿就开始照顾起了她的奶奶，一周后，女儿因为给北京一家大公司设计一个园林工程，白天没有时间照顾奶奶，担子又落在了父亲身上。

母亲住在县医院也半个多月，父亲每天都忍着疼痛，从三十里外的老家骑电动车来县城照顾一下母亲。他在病房待的时间很短，每次来，也就五分钟。但就是这五分钟，帽沿下那一张布满了岁月刻纹的脸上，让母亲感到父亲的朴实中存有温暖。有一天，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的妹妹有事，打电话叫父亲来照顾一下母亲。父亲在家炖了鸡汤，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父亲的肺部积水拱的他疼痛难忍，尽管这样，他在医院硬着头皮坚持了一上午。母亲躺在病床上输液，他站着一口一口喂，一顿午饭吃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两人累的满头大汗。等到母亲吃饱躺下了，他自己才吃上两口母亲吃剩下的饭菜。之后，父亲按医生的要求给母亲按摩腿脚。

看着病重的老伴这么侍候自己，母亲心疼的说：“他爹，累坏了吧，坐下歇歇吧。”父亲说：“我还能活多长时间，你这病能治好，孩子们没爹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娘啊！”母亲说：“你这说啥呢，咋俩都会好起来的。我侍候了你多少年，你必须侍候俺多少年，你还不清债哪行？”父亲说：“那俺给你洗洗脚！”母亲的眼圈红了，她想哭。

父亲走了，走进了坟场，和泥土深情地拥抱在一起了。父亲，你不会孤独，母亲惦记着您，儿女们都想您，就像这么多年您一直挂牵着母亲和儿女们，总没有说出口一样。

父爱如山。父亲安息吧……

作者简介：巩本勇，笔名奔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踏湖畔，现为上海文艺网顾问、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客座教授、桓台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读高中时创办三月风文学社，并开始文学创作。近几年已创作现代诗歌500多篇，散文100多篇，诗歌、散文散见于《星星诗刊》、《山东文学》、《山东诗人》、《山东青年作家》、《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鲁中晨报》、《淄博日报》、《淄博晚报》、《淄博财经新报》等。著有新闻文学作品集《故乡泥土芬芳》，散文集《祖坟》、诗集《秋日红莲湖》、《戏马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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