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冬季，本来和母亲说好不回家过年，可谁曾想一到过年时节，本来说好不回家的同事都收拾行李回家了。当时在工地上工作的我也没有什么事了，刚好有火车从这里经过，直达西安站，经停老家杨陵站。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腊月25日，在没有打电话告诉家里的情况下，就坐上了回家的列车，母亲惊喜的笑脸久久地留存在记忆中……
当年我考上大学，在我们家族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我们家族在国字辈中没有出过大学生，我这一个不被看好的后生，在默默中就将这一空白给填补了，为家族争了光。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到云南来读书的，我们村考学出去的大学生，都是在本省读书，从来没有听说谁出过省，以致于我多年以后回家，家乡人都问我关于云南的事。比如：云南很远吗？是不是在云里住人？云南的大象和孔雀是不是满大街跑？人是不是都非常黑等等。
我母亲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离开过家乡，也就不知道云南在什么地方，她只知道距家乡非常远。在我上学的那一天亲戚都来了，当时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姐夫开着农用三轮车将我送到同学家里后，母亲和姐姐叮嘱我在路上小心的话，就坐着三轮车回家了。后来听姐说，母亲回家送走家里的客人后，就嚎啕大哭了，哭得那样伤心，街访邻里都来劝，她还是大哭不止。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过去父亲经常在外面做木匠，母亲带着姐姐们在地里干活，因家里只有两个人的工分，而吃饭的有5个人，别人家一算工分，有余粮分，而我们家还要给大队补钱、补粮。当时母亲没有哭，她向亲戚借钱、借粮。经常忙完了田里的活，晚上还要织布，准备给家人做衣服用。
比起物质上打击更大的是人言。我前面有三个姐姐，在那个以劳力论收入的年代，家里有男丁就代表着兴旺、富裕。村里人就说我母亲只能生女孩，而不能生男孩，母亲坚强地挺过来了，我的到来给了她最大的信心。
当我们姐弟为了上学的学费回家要钱时，母亲只能在邻里之间借钱了，当借完了全村后，还是不够学费，她就动员全家人将地里的红薯挖出来，洗干净、蒸熟，由父亲带着我们沿村去卖，她在家里准备第二锅，就这样学费一点点凑齐。我们为学费哭时，母亲没有哭，她在一点点为我们凑学费。
当父亲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们赶到县医院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村里人说已经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母亲没有哭，她坚持将重度昏迷的父亲转到西安治疗，并一定坚信父亲没有事，并积极配合治疗。最后父亲回到了村民当中，又能干他最喜欢的农活了。
但当我上大学时，母亲流泪了，好像要将她以前从没有流过的泪一下子全哭出来，这泪水中包涵了太多东西，有高兴、有悲伤、有不舍、有疼爱……太多太多了，这都包含着浓浓的母爱，浓得用世间任何东西都化不开的母爱。有一个比喻非常恰当，孩子就像一个风筝，不管这只风筝飞得多高，那一根线永远都在母亲手中，我就是母亲手里攥着的风筝，不管飞到哪里，飞得有多高，母亲永远都是我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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