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很多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得却是跳蚤••••••这句话出自金满楼先生的《帝国的凋零：晚清最后的十年》。《帝国的凋零》从清末新政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清帝退位。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就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苟延残喘着最后一口气，可是却没有那样一位济世良医能让它恢复往日的朝气，即使有，大清帝国这位病入膏肓的病人，任凭谁也无力回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着••••••
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事实上，晚清最后的十年是“革新与革旧”之争，改革如果不触动封建王朝的根本，不彻底的“洗心革面”，这里强调的是“洗心”而不是“革面”。就如辛亥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推翻专制制度，这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败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也给中国带来了繁荣，带来了荣耀，为此，我们自信满满，我们沾沾自喜。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生产关系这只鞋套不住生产力这只脚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换鞋而不是换脚，于是，一批又一批的进步分子为找一双合脚的鞋而不遗余力，脚不能不穿鞋，找了很多双鞋，但都不合脚，无奈只能穿着以前的旧鞋举步维艰地行走。后来有人拿着枪顶着人们的脑袋逼他们脱下这双鞋，可是他们找到的鞋就真的合脚吗？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很可惜的是，改良未必是济世良方，以康党为代表的保皇派发起的中国改良式革命并没有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革命只有百天便遭到了残忍的镇压。
1900年也是庚子年，一群穿红衣系红裤的人出现在天津街头，这就是义和团，在我看来，义和团就是一群土老帽，思想极度迷信封建。在那个时候，只有知识分子的觉醒尚且有几分可取之处，农民阶层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尽管义和团扛着“扶清灭洋”的大旗，但是他们内部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终极目标，致使他们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他们没有想过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只知洋人欺人，却没有更进一步深思洋人如何敢这样妄为。他们更没有想过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即使洋人打跑了，大清帝国这棵大树也已无力存活了。义和团清没有扶起来洋也没灭掉，最后在中外势力的剿杀下连喊冤的机会也没有就消失了。
义和团无组织无纪律，杀害各国公使，霎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各国公使躲在使馆内闭门不出等待八国联军的救援。慈禧太后受到假情报的蛊惑，居然命人炮轰大使馆，原来慈禧太后误以为洋人要逼她归政，拥护光绪复位。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慈禧太后要和洋人鱼死网破，竟然同时向八个国家宣战。大清帝国这位拄着拐杖的病人怎么和身强体壮的并且拿着先进武器的八国联军比，战事结果是不用预料的，老佛爷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慈禧太后在西安落脚，后派晚清第一能臣---李鸿章前去议和，这位晚清的裱糊匠已经没办法把大清帝国这座破屋再修好了，地基已经坍塌，要裱糊匠何用？老和尚撞破钟，焉有好结果？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辛丑条约》，这次条约的赔款数额达到历年来的最多，这根本让这位拄着拐杖的病人无力承担。
从变法到庚子乱政，慈禧太后重新接过了前几年被她打到的“新政”大旗，开始了晚清最后的十年。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提出实行“新政”的主张。这次她可不是政治秀，而是真心的想要“雪耻自强”。但是这个曾经亲自扼杀了变法的刽子手，她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喝彩吗？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朝廷成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的领导机构。由于李鸿章和荣禄相继离世，新政的工作就只能交给袁世凯、张之洞和刘坤一。在政治上提出“整顿中法”，改革内政；军事上提出编练新军，实现军事上的“全盘西化”；文化教育上废除科举，派遣海外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经济上提出要发展近代工业，保护工商业。清廷的中央机构有了很大的调整，促使了晚清向近代化迈进。诚然，清末新政是清政府的自我救赎，但它完成了一个国家的转型。但是这一剂良药，并没有成功的挽救这位病入膏肓的病人。
强国必先强军，军队的战斗力，才是国防的保证，此时，一位练兵奇才----袁世凯横空出世，他练就的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凭借这个资本，袁世凯从此便声名鹊起，平步青云了，自古有才之人必遭人妒，有流言说袁世凯要谋逆，便派荣禄前去调查，可荣禄的惜才之心让袁世凯皈依门下，维新派视袁世凯为知己，当然，起初袁世凯也是支持维新派的，只是后来风云变幻，为了自保才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向荣禄和盘托出，袁世凯靠出卖维新志士而染红了头上的顶戴。时值乱世，枪杆子里出官衔，袁世凯靠着他的军队，升迁机会接踵而至。
此时的大清帝国已是百病缠身，但最要命的恐怕就是肚子里的“毒瘤”了，为了摘除这颗“毒瘤”给大清帝国注入新鲜的血液，清政府决定派出使臣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准备立宪事宜。然而，说起来总是比做起来简单，还未出国门，使臣就遭人暗算，万幸的是，使臣总算是没有危及到生命，考察事宜只能暂时搁置。但是清政府立宪的决心很大，所以不久后使臣就出发了，走出了紫禁城方知这世界之大，各国的见闻让他们长了不少见识，回来之后便纷纷上奏折立宪。尽管立宪是民心所向，但总有那么几个老顽固会反对，铁良就是一个反对者，还有一些则是整日高唱“速变亡国，渐变有治”的陈腔烂调，如此一来，立宪之事遥遥无期啊。但立宪之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906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旨，首先改革的就是朝廷的官僚体制，启用责任内阁制，但是这种制度牵涉到各方政治势力的切身利益，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这恰恰是历年来改革中出现的最大的阻力。经过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后，清廷于1906年11月6日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遗憾的是并没有采用责任内阁制。没有学会走就直接跑，那是一定会摔跤的，不幸言中。
在立宪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可问题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革新还是革命，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困扰着先进而又保守的大清子民。立宪没有使清王朝迅速摆脱危机，国内出现了很多不满的声音和推翻清廷的势力。新政时期，鼓励海外留学，他们不但未能报效朝廷，还成了王朝的反对力量，在这一点上，恐怕大清朝是始料未及的。
晚清的政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立宪风波未平，革命思潮又风起云涌。光绪皇帝和一位主宰了大清朝半个世纪的女人相继离世，这似乎是清王朝的一个转机，因为最大的顽固派已经去见了上帝。然而，历史往往不能按照我们心里的想法去发展，清王朝已经不是一个患有一点小毛病的政权，它的内部已经失去了自我调控的能力，即使努力医治，也只不过是苟延残喘。
属于慈禧太后的时代结束了，可大清朝却无法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宣统帝溥仪登基这是大清的催命符，大清似乎到了一个不得不亡的地步。1911年，酝酿已久的革命终于爆发了，革命势如破竹，大清两百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了，我也为它惋惜，但这是时代的选择。其实，清政府还做过最后一次垂死挣扎，颁布《十九信条》，宣称立即召开国会，迅速编纂宪法，以确立立宪政体，但清王朝的信用早就破产了，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地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无疑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希望的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他们没有成功地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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