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妓“苏青
（一）苏青简谈
苏青（1914年～1982年） 中国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是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浙江宁波人。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外文系，后毕业移居上海。苏青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
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后毕业移居上海。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
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
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
1947年，《续结婚十年》出版。
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
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二）苏青与张爱玲
心高气傲的张爱玲曾说：“把我通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才是心甘情愿的。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张爱玲苏青胡兰成他们仨是什么关系？三角关系。“对苏青，张爱玲则难以完全消除戒心，因为她深知离了婚的女人是寂寞的，她深知的还有胡兰成是“难得满足”的”。
苏青与胡兰成是大同乡，初由《人间》杂志主编吴易生介绍相识。单从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他出狱后去见苏青，并从她那里打听得张爱玲住址一节，就可略窥两人的关系了。苏青与周佛海夫妇关系也不一般，她曾拜杨淑慧为过房娘，《天地》刚开张时，杨淑慧即送了两万元作为贺礼。所以苏青到周家去为胡某求情，原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愿意陪同。
张爱玲虽然与胡、周都不相识，但他二人的事迹，快人快语的苏青会告诉她一些。胡兰成在入狱前已出版有《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战难和亦不易》、《争取解放》等书，还先后在《中华周报》副刊、《人间》杂志、《天地》杂志上发表了《周作人与路易士》、《人间味云云》、《关于花》、《谈谈周作人》、《论书法三则》、《“言语不通”之故》等文章，张爱玲可能会有所耳闻或读过一些，对这位才子型政治家的胸怀与文才可能会从文中有所了解。大家同是舞文弄墨之人，她与他虽不曾谋面，但不妨碍她起恻隐之心，生惜才之意。她与苏青虽然相识不久，交往不深，但以苏青热情爽朗的性格，是容易使人与她“快熟”的。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到他在《天地》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竟读了一遍又一遍，还写信给苏青，问“这张爱玲果是何人？”还收到苏青的回信，这都是11月中下旬发生的事。所以张爱玲或许先已从苏青那儿得知胡兰成入狱前曾来信询问过她，而对胡兰成有了一份感激，也可能预感到这是一位知己者，结果苏青一邀同往周佛海家为其求情，她便慨然应允了。
胡兰成由死罪而重获自由，重睹《天地》，该有恍若隔世之感。《天地》已出至四期，第三期上有张爱玲的一篇《公寓生活记趣》，因是散文的缘故，一支笔舞得更加好看，妙趣横生而更见作者才情；第四期上是散文《道路以目》，写路边见闻，虽然有点思想，但总的来说写得拉杂、无趣，有凑字数的嫌疑。当然胡兰成不会因此而降低对张爱玲的好感与兴趣。张爱玲在文中竟也以“穷亲戚”为喻，这与他的是巧合呢，还是迎合？这又令人悬测。作品之外，杂志上还登了一帧张爱玲的小照，胡兰成终于抑制不住向往之心而离宁赴沪，去见张爱玲。
《天地》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持续了整整一年。其后的中断也不是真正的中断，而是苏青又创办了《天地》的姊妹刊物《小天地》，张爱玲将作品移过去两期，接着又回来，直到1945年5月为止。
张爱玲给《天地》的散文，多是一些不过于严肃、重大、理性的话题，内容常是切身、轻松、隽巧的。与她发在《杂志》上的作品相比，可以看出她对《杂志》如对师长，对《天地》则似姐妹。对前者用的是敬重，对后者求的是亲切，“叨在同性”的亲切。这是《天地》的风格使然，也是张爱玲对它的定位。
张爱玲不但为《天地》撰稿，还为它配插图，设计封面。苏青写的一篇《救救孩子》，题头即有张爱玲的画：一个两岁左右的小胖囡，一边一只羊角辫支楞着，一脸担惊受怕的表情，一只手扒在栏杆上，上嘴唇就也搁在栏杆上，可怜极了。《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就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有天有地，与杂志名相称，天上有几片云，地上仰卧着的大概是一尊佛的头颈，简洁而浪漫生动。
除了《“言语不通”之故》之外，胡兰成在《天地》上的作品还有四五篇文章；他还为苏青的天地出版社办的另一小型文学刊物《小天地》写过几篇文章，包括《谈谈苏青》。
苏青很尊敬张爱玲，张爱玲也很喜欢苏青——胡兰成与苏青也很好，与张爱玲也很爱——在三人看似水乳交融的关系下，是各人怀揣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
胡兰成当初由《天地》惊见张爱玲之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她结识，于是从南京赶到上海去。那天他出了车站不先回家，径至苏青编辑部，却对前来的目的一时按下不表。胡兰成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苏青见了他“很高兴”。
苏青高兴，固然是为朋友终于平安，也应包含朋友一平安了就来看她而带来的喜悦。所以胡兰成此时不提张爱玲，他是怕扫了苏青的兴。而后胡兰成与苏青一同上街吃饭，仍不提张爱玲。饭毕到了苏青寓所，这才提出想见张爱玲——是将苏青的兴致安顿妥帖了，方姗姗启齿。
“张爱玲不见人的。”苏青这样回他一句。她说的是实话，可是其中也多少带了点情绪。先前胡兰成读《封锁》，喜不自胜，写信来问，苏青就曾回他一句：“是女子。”近于抢白。胡兰成向苏青要张爱玲住址，苏青“迟疑了一回”才写给他。
张爱玲不热衷与人交往，除了她觉得自己待人接物方面“惊人的愚笨”外，更主要的是“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而她的读者是她最不愿意见的人，这一点她晚年尤甚，至死不渝。她一定与苏青打过招呼，不要对一般读者泄露她的住址。苏青的迟疑，当应有此原因；而且从苏青自己的意愿来说，也未必情愿胡兰成去见张爱玲，因为她对胡兰成的男人性是了解的。
可事情的发展还是大大出乎苏青的预料。胡兰成按址上门，吃了张爱玲的闭门羹，苏青尚未来得及心下大快，次日张爱玲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而且首次会面便长谈不可止！苏青若知道了，恐怕会大诧其异。
胡兰成与张爱玲是二月里才相识的，春天尚未结束，两人就已经如火如荼了。苏青看在眼里，心情应该复杂。不论作为朋友，还是同为女人，她都不免会为张爱玲担心。不是担心胡兰成的身份，而是担心胡兰成是已婚男人，而且是惯于猎色的已婚男人。尽管张爱玲聪明过人，毕竟涉世不深，只怕被胡兰成“骗”了去。苏青大概曾想过要去提醒张爱玲，但同时又怕会吃力不讨好而自讨没趣，张爱玲可不是个大大咧咧随和的人，弄不好反而让自己浑身不自在。这么一想，苏青的脚步便变得迟疑。即使她仍忍不住侠义之心，在一个适当的场合，借一个恰当的机会向张爱玲婉言，结果大约也是近乎于无的。
张爱玲最初与胡兰成交往，虽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却不是一见倾心的。张爱玲不是，胡兰成也不是。从根本上说，他的确是爱她的才，而不是她的人，即便有她的人，也是爱屋及乌的结果。张爱玲虽然喜欢胡兰成，但她最初以为自己是不会陷进情网里的，而只限于两情相悦。所以她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而且并不在意胡兰成已有妻室，甚至对他有许多女友乃至狎妓游玩也不吃醋。张爱玲也是由此断定自己不会爱上胡兰成。
所以如果此时苏青向张爱玲提忠告，张爱玲闻言也许会忍俊不禁、扑哧一笑。等到张爱玲忽一日变得烦恼而凄凉，有了胡兰成所谓女子爱了人的委屈，继而惊觉不妙，写纸条叫胡兰成不要再去看她，而最终又以玉照相赠，将对他的欢喜说出了口，“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云云：若此时苏青再加劝说，便无论如何也已经迟了。
以苏青与胡兰成的关系，她若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与张爱玲做错事而欲加阻止，她会觉得向胡兰成开口更易些，想要使他俩悬崖勒马，缰绳也在胡兰成这边，因为她知道张爱玲是情不自禁，而胡兰成则是有心纵情。
有天晚上胡兰成在苏青处勾留，张爱玲恰巧翩然而至。邂逅相遇，张爱玲心中立刻泛出醋意，一时不及掩饰，胡兰成看出来了，苏青不会看不出来。张爱玲走时，胡兰成也许会一同告辞了跟出去；也许会为表明什么，仍不动身。那么这时苏青就极有可能会向胡兰成发出警告，说你爱沾花惹草，对其他女人也就罢了，对张小姐可不能这么随便，张小姐不是一般女子，而且是黄花闺女，你若弄出个始乱终弃来，罪过就太大了。
及至后来，却真的有一天胡兰成与张爱玲成婚了，虽非明媒正娶，婚书媒证人等等也迹近儿戏，毕竟与朝云暮雨不可同日而语。苏青也应至此才真正放下心来，并以为自己当初的担心是错了，以为从不专心的胡兰成这回是认了真了。又眼见他二人卿卿我我，喁喁哝哝，直如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一般，幸福得掰不开了，当时大概只会羡慕，哪里还会想到如此神仙眷侣，末了竟也会落入凡夫俗子的痴情女子负心汉的窠臼呢？
张胡结合，苏青的受益是作为媒人，张爱玲对她多少怀有感激；作为报答的方式之一，张爱玲对苏青的杂志倾力支持。
1944年春，苏青的散文集《浣锦集》出版，免不了分送朋友，张爱玲与胡兰成各受赠一册，两人各写一文贺之，看来不像是应苏青之请写文章宣传，因为书极为畅销，张胡的文章中主要也在评人而非评书，更有可能是朋友有喜，于是欣然命笔相贺；那时他俩又正在热恋中，或许是兴之所至，相约玩一回同题作文的游戏，这才有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与胡兰成的《谈谈苏青》。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写道：“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这是张爱玲的故意低调，何必如此呢？其后张爱玲举出“去年秋天”的一个雨天，她与炎樱陪苏青去时装店看新做的黑呢大衣，这大概是她俩有“一点感情”的例子。
不难看出，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有许多地方是在勉力说苏青好话的，甚至有的地方还不避讨好苏青的嫌疑，比如她说“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
可是有意味的是，张爱玲同时又在文章中时而有话不好好说，皮里阳秋，有意无意地贬低苏青，至少也是居高临下的，比如她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乍一看，好像苏青很被抬举，但反过来看，其实是张爱玲在纡尊降贵。
张爱玲又写道：“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畅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像是在称赞，也的确是在称赞——把对象降到一个较低的位置来称赞。
张爱玲拿苏青的《结婚十年》与《浣锦集》作比较，不说《浣锦集》比《结婚十年》好，而是说“《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
苏青很看重自己的理论文章如《道德论》、《牺牲论》等，她的那些与人打笔墨官司的文章也很见机智，还有数量不少的议论文章也相当有见识，可是张爱玲却这样写苏青：“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
另外还有：“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的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竟把苏青框定为一个只会“作”而不懂“理”的作家，虽然也把苏青捧为“作”的高手，毕竟“眼”是“低”的，而不管是眼高手低，还是眼低手高，听来都不是一句夸人的话。
总之，张爱玲看苏青，视角用的是俯瞰，而不是平视，当然更不是仰视。字里行间，多的是示以关怀甚至提携。尊重也只是一种示以大度的谦让，而不是恭敬。
由张爱玲笔下的苏青来反观张爱玲，张爱玲在《我看苏青》开头的一段话，忽然变得意味深长起来。那段话是：“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嫉妒是当己不如人却又无法改变现状时所产生的一种怨怼情绪。同行因为彼此从事的是同一种劳动，更具有可比性；一比就有高下之分，故易生妒。但就张爱玲与苏青来说，两人孰高孰低，区分并不困难。倘若其间有妒，也照理只应是苏青妒张爱玲，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状况。即使是在写作同行的意义上，张爱玲也不存在嫉妒苏青的问题。为什么张爱玲要拿不存在的问题来说？细究其原意，这所谓同行，指的不是同业，而是同性。
虽然张爱玲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但并非因此要妒尽天下所有的女人。她的用意实在是只指苏青一人。她用泛指来掩盖确指。因为苏青，只有苏青，在与她张爱玲作为狭义的女人，共同面对一个胡兰成的情况下，才具有令其生妒的意义。
苏青在她的《谈女人》里，也曾言及离了婚的女人对有夫之妇构成的威胁：“……横竖没有男人，便不怕别人侵夺我，而只有我去侵夺别人的了”。
虽然是泛泛而言，但张爱玲如何不心知肚明作家写东西向来是貌似在写别人，其实写的总是自己。所以怕只怕苏青这话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苏青一定无意，张爱玲却多半会有心的。
张爱玲写《我看苏青》至某处，忽又不无突兀地说道：“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却又忍不住补充一句：“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此固然能表明张爱玲这里的意思确非指作为女人的苏青，但同时也透露出她对作为女人的苏青是耿耿于怀的。最后一句当然是画蛇添足，但往往是那只多出来的脚丫，挟裹着的信息最多；若能吃，也一定是比蛇身更有滋味的。苏青除了“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有可能得罪张爱玲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得罪、会得罪张爱玲呢？延发稿件？拖欠稿费？
对于苏青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可能只是由种种迹象而起疑；也可能会直接从胡兰成嘴里听到事实。因为以胡兰成的性情，及与张爱玲相处的情形，实不相瞒太寻常了。不管实际的情况如何，张爱玲的话却都说得通，既给自己留了余地，又予人保留了面子。
张爱玲的用意只是为了表明态度：不计较。但含有时间性，即不咎于既往。有时候不计前嫌，是作为劝戒将来的条件的，并非表明敬请继续、我自宽宥。
张爱玲对苏青虽然不能做到不存一丝芥蒂，但一来她自视较高，明着疑心苏青，首先她的自尊心就受不了。二来她又深知苏青是个宅心忠厚的人，想必对自己不至刻意伤害。而苏青的精明是只在表面，内里“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因而被张爱玲视作可爱，自易容忍“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甚至乐于与她为友了。
对于苏青来说，胡兰成也不可能是她“谋爱”的对象，张爱玲的介入，也就谈不上是离间。而当她俩成为朋友后，她甚而可能对张爱玲会怀有某种歉意。或许作为一种掩饰，她对张爱玲一有机会就极力夸赞，以至在张爱玲座谈会上，一向口伶舌俐的苏青，竟口不能言而求诸笔。
张爱玲的《我看苏青》，看似张爱玲与读者谈苏青，其实更像是张爱玲在对苏青表白，而且说话十分小心谨慎，犹如面对一个挑剔的语法老师，主谓宾，定状补，逻辑加技巧，原想要做到滴水不漏，可听起来却使人觉得累得慌。典型的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
本来张爱玲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因为我知道她更深，所以我喜欢她超过她喜欢我。可是这样的话，苏青会不会反对呢？苏青也许会说，我比你阅历深，凭什么说你对我的了解超过我对你的了解？难道你的言外之意是说我对你不够喜欢吗？而加了一个“我想”，局面顿时改观，不仅仅是话中留了余地，客观事实的断定更一变为主观情意的表达，自然中听多了。而张爱玲还要在最后加一个补丁：“并不是……”，委实周到得无微不至。
张爱玲的过分周到，表现了她对眼中“很容易就多心了”的苏青心存顾虑，至少是一种客气，客气便是见外了。这些地方可以觑出彼此的亲疏。
张爱玲处理她与苏青的关系近于她对《天地》的定位，虽然可以用“亲切”一言来蔽之，但两人的关系还是有些微妙的意味，所以她俩只能是“亲切”而不会是“亲热”——张爱玲把“亲热”给了炎樱。所以她与胡兰成结婚时，媒证人是炎樱而不是苏青。在张爱玲心里，许多事分得很清楚。
炎樱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与苏青颇为相似：热情，爽朗，单纯（也同样“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有文化，懂幽默。她的一个名言是改外国谚语“多一个人多一份智慧”的“两个头比一个头好”为“两个头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后语一加，意思全变，顿时妙趣横生。张爱玲将她的这些妙论与巧智记录下来，辑成一篇《炎樱语录》，登在苏青的另一个杂志《小天地》上，炎樱之名因而得以存之名著，传之久远了。
张爱玲对苏青与对炎樱的态度不同，还可以从张爱玲晚年“钦定”的相片集《对照记》中看得出来。其中炎樱的照片有多帧，不仅有与张爱玲合影的，甚至还有单独拍摄的。而苏青则与胡兰成待遇相同——付之阙如。
中年后的男人对于活泼可爱淘气的女孩没有不喜欢的，胡兰成也不例外，虽然他并不以此为限。那个后来接替张爱玲而代之、惹得张爱玲到温州去与之争短长的周训德，就颇有几分炎樱之风。
炎樱常与张爱玲结伴出门，她很会演戏，居然可以叫咖啡店的犹太人老板生出恻隐之心而优惠她们，果是胡兰成所说的“非常顽皮”。
张爱玲是知道登徒子的胡兰成喜欢炎樱的，虽然未必像胡兰成说的有那样的反应：“爱玲很高兴。”但至少张爱玲是能接受的。这是因为她对炎樱比较放心，故而且由胡兰成去空喜欢好了。但对苏青，张爱玲则难以完全消除戒心，因为她深知离了婚的女人是寂寞的，她深知的还有胡兰成是“难得满足”的。
（三）苏青沉浮
1。苏青做官
《古今》第29期黎庵的《编辑后记》说：“苏青女士近方服务本市某机关，以女子现宰官身，必多所擘画，以福我市民”云云。此期《古今》出版于1943年8月16日，则苏青做官，当在1943年7月左右。这一期刊物中，苏青还刊发了《谈做官》一文，现身说法，颇有那种母鸡生蛋后的喜悦和揭露官场黑暗的痛快。
苏青是在离婚与失业之后，因周佛海妻杨淑慧推荐任上海市长的专员。时陈公博是上海市长，苏青被陈公博拔擢为专员。据《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31期：“中华民国32年7月1日兹任冯和仪为本府专员此令”，陈公博1943年6月19日写给苏青的信：“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信写得很诚恳，让她选择：同是专员，是派到各科办事还是在他身边办事。结果，苏青选择了前者，不是莫国康式的贴身秘书，而是派到各科专司核签工作报告的专员。苏青也并非不想在陈公博身边，但因为有人及时提醒她危险，这里面有情场夺宠的利益，也有傍汉奸而带来的陷阱，苏青及时后退几步，有她比较清醒的考虑。陈公博在信中还提醒苏青：“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然而苏青在做官不久，就写就了《谈做官》一文，大爆其官场内幕，好像是那个喊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是苏青忘记了陈公博的提醒？应该不是，在苏青的眼中，《谈做官》的内容不在陈公博提醒的范畴，文人的脑筋是聪明的，又是难得会糊涂的。那么，《谈做官》写了些什么呢？
首先，苏青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来了。在她心目中，这位大官应该就是陈公博。她说，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没有朋友，也不会有爱人，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乌眼鸡似的”，感情破裂了，还得顾全脸面。做了大官，连自寻乐趣的机会也没有。……这些话虽然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但读者很容易把这样的描写与陈公博对上号。说完这些，苏青又指责起官场的弊害来了，她是聪明到一针见血的，然而这在大官们看来，真是可厌：官场存在这么多弊害，不就是说上级官员不能兴利除弊，革新政治么？苏青做官，不是什么专员，仿佛倒是请了个监察官或评论员。我们可以设想，她既然敢于在《古今》上撰文喧哗，则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忍不住指指点点，应该不在少数。
苏青在《谈做官》结尾说：“官场如战场，我希望将来能够提倡女子做官，一定要比较清净得多。”当她还沉浸在初为官员的喜悦中，陈公博却忍不住了，劝她辞职了。陈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辞职后薪金照给。其实，陈公博想说的是，苏青你不是做官的料。因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没有，如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笼统说女人不合式，肯定不是由衷的话语。三个月不到，苏青的官瘾就这样到了头。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写于抗战之后，所以她对出任市府专员的经历故意作了回避，语焉不详，毕竟这是可以认定汉奸的职务，她只说收了“金世诚”的10万元钱，并参加了几次宴会，还在花园里想：金总理是没有灵魂的，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甚至连《谈做官》这样的文章，也一句不提及。可是《古今》中刊载着，没有办法抹去，而陈公博也是她心仪且感激的人物，苏青是真诚感谢他的，日本投降后，她还甘冒危险，与陈公博作了告别。
2。苏青与《江苏日报》
1944年4月初，《江苏日报》（出版地苏州）因苏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则《更正启事》，内容如下：顷得柳雨生冯和仪两先生先后来函称：上月廿三日本刊《挥泪话人间》一文，关于风雨谈与天地之销路问题，查与事实不符，请予更正。兹特更正如上，并致歉意。此启。
这是一个内容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更正启事，但我们略加回味，不难发现三点：苏青居然也读在苏州发行的《江苏日报》；其次，她很在乎维护自己编的刊物《天地》的发行量（印数）；还有就是，苏青与《江苏日报》新地副刊的编辑郭梦鸥写过信。苏青与《江苏日报》的直接关系就这些了，该报报道和别人评论苏青，属于间接关系，此不置论。
苏青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源于画家、散文家吴易生的一篇文章《挥泪话人间》。这个题目有点双关，不仅话的是当前的社会人间，更主要还是话的他自己编辑出版的《人间》月刊。吴易生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唐朝的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居甚易，吴易生偏生大不易，因此，他编辑《人间》月刊的经过，想起来就只有边挥泪边追述了。在该文中，吴易生谈到自己的《人间》创刊号（42年4月）初印2千，后来又再版了3千，“销路算得不错”。到1942年9月出版《人间》第三期时，印数只有1500了。吴易生很是感慨，顺便说：“听说《古今》销路也惨，《天地》、《风雨谈》，也是同样命运，……”这就是冯、柳两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挥泪话人间》中关于《天地》、《风雨谈》的销路问题。
按：苏青的《天地》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吴易生发表《挥泪话人间》时，《天地》正好出到第6期。《天地》出到21期结束，第6期还是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吴易生口中的“销路惨”是什么标准，不过我们知道，他说《人间》创刊印数五千属于“销路算得不错”，而第3期印数1500的话，就是“惨”了，说明吴易生听说的《天地》销路，在他写《挥泪话人间》时，大概也就是一千五百左右吧。然而，文章刊出，苏青的更正接踵就到了，声明“查与事实不符”，却又不明说印数多少，是一种很含糊的更正。
苏青《天地》创刊，是首印3千，再版2千，与《人间》的情况差不多。这在她的小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吴山点点愁》（见影印本P77）中的说法相同，由此也可见《续结婚十年》记载的真实程度。
苏青的《天地》是接受了陈公博的10万支票而产生的，现在看来，苏青办杂志有点像公款私用，洗黑钱的嫌疑脱不掉，说起来总是民脂民膏，除非出自陈公博的私囊。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苏青还享有配给纸，陈公博也算得是当时文艺的一个守护神。特别可贵的是，他给了钱，又给了纸，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或别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禁忌，或者要先审查审查，这些都没有的。
不过，苏青的《天地》毕竟是请了款的，销路如何，她必须在乎。当《江苏日报》有《天地》销路很惨的话传播出来，对于她，总有点难堪。我们不知道她的第六期印数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山点点愁》中，苏青讲了“钱英俊”的丑事，钱编的杂志，向周佛海吹嘘说是1万份，其实却是4千份，结果苏青无意间在周的面前说穿了秘密，“因此钱便恨我入骨”云云。如果苏青在上海人前说《天地》销路多少，而《江苏日报》上却说销路很惨的话，苏青也甚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在欺骗，关系到她为人的名声，另外销路还关系到《天地》的广告收入，因此，苏青看到《挥泪话人间》，也就不得不更正，但1944年3月《天地》的销路又会好到哪里呢？据说当时运往北方的邮路也一时断绝，这也是苏青虽更正，却又不敢不能亮明真正印数的原因吧。
3、苏青催稿
苏青一生，也就主编了一种杂志—《天地》。在当时，如果说《古今》是意在纵贯历史，囊括时间的话，《天地》则是乾坤上下，海涵空间的意思。《天地》只出版了21期，其中7-8，15-16还是合刊，总共也就19单册，量上看并不很多。
苏青以写作、出版为生，其敬业精神，确实与众不同，特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大家知道的苏青小姐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一个是苏青亲自到报摊收款；还有就是为了编好杂志，费尽心机地催稿。我在《杨淑慧投稿》一文中谈到，杨淑慧“因为冯和仪女士再三劝说，每日催促，而且指定题目，不便坚拒，只好简单写出。”苏青其执着的催稿精神可见一斑。当然催稿、投稿就像求婚，必须你情我愿，双方互相凑集才行。鲁迅的《阿Q正传》就有胖乎乎的孙伏园笑嘻嘻地催稿的功劳。杨淑慧也是本身有文章要写，一旦碰到出好题目，再三劝说，并且每日催促的苏青，也只能乖乖交稿了事。
就这么一个例子，还不能说明什么，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
梁文若，梁鸿志的女儿，《古今》社长朱朴的续弦妻子，她也难逃苏青的催索。梁文若在《天地》第六期有篇《谈天地》的短文，不多几句话，却两次谈到了苏青的催稿。“二月二日……席间冯女士一再向我索文，说也惭愧，我虽然自小受学于家父，但是从来不敢弄文舞墨，以免贻笑大方。可是冯女士的隆情厚意毕竟是可感的，不便固辞……”结果逼出了一首旧作的小词。“昨天（2月17日）在古今社又遇到了冯女士，她又向我索稿，并且急如星火，限定二十日之前要交卷。”这回更是厉害，据梁文若在文章后注明，这篇《谈天地》竟是1943年2月18日“在朴园午餐，餐毕草此。”真是不得了，经过苏青这一催，梁文若抛掉筷子饭碗，简直是采取了立等可取的态度，第二天马上向苏青交了作业。
梁文若的这么一行字，一方面在暗示自己倚马可待的“文才”，另一方面则苏青催稿之厉害，也宛在眼前。
两个女子在文章中自供苏青催稿之功效，或许尚不足说明问题，因为同性之间所谓“女人帮女人”比较能说动对方的心，且女人的心相对比较软，心太软，自然在苏青的猛攻之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了。
巧的是还有男人的自供状，久经沙场的予且（潘序祖）也经受不起苏青的催稿，他说：“编者遇见作者的时候，没有别的事，寒暄之后，自然就是"讨稿子"”。
予且曾任中华书局编辑，本身也有催稿的经历，他在《我之恋爱观》中说：“记得三年前为《宇宙风》乙刊写过《吹云随笔》，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讨稿子"的，自问已经写的很厉害，但是还抵不上本刊编者冯小姐。”原来，予且的这篇文章，连题目也是苏青限定的，予且说：苏青的催稿是“限期限字，限范围出题目”，几乎天下无二，古今独一的了。
苏青催稿的本事，在同样也做编辑、也经常向别人催稿的予且眼中，也觉得要甘拜下风。鄙人也是苏青同行，回思职业生活，相比苏青所为，也自叹不如。也许，在苏青眼中，这些作者都是前世欠了她的债吧，所以她会逼得他们这么紧，这是说说笑话的。苏青做的乃自己的事业，她之尽力，自有内在的动力，我们却只是谋升斗之资，说起来还只是为他人作嫁，自然所谓动力就难说得很了。
4、苏青与柳雨生小说《发神记》
读日本樱庭弓子《苏青导论》，注意到她在《在铅字媒介中》一节有这样一句话：“显然是以苏青为原型的柳雨生小说《发神记》……”，这个说法是我们素来没有注意过的，真是这样吗？
柳雨生的短篇小说《发神记》刊于1944年4月号第13卷第1期的《杂志》。这一期张爱玲、苏青、胡兰成都登场了，杂志里面有一个《女作家聚谈》，苏青发表的小说《蛾》，还有实斋《记苏青》，用樱庭弓子的话来说，就是“对苏青的几乎无微不至的介绍源源不断”。那么，柳雨生的小说《发神记》是不是用小说形式来介绍苏青呢？
柳雨生的《发神记》开场是在一节火车夜车车厢里。在一个单位区间里，坐着三位，分别是男子仲华，女子之娟，这两人同坐一凳，对面是北京口音又因为在江南住过一段，口音有点混杂的男子京生。开场的情景颇有点暧昧，仲华在酣睡，之娟的一双穿着丝袜的纤足是由对面的京生“温暖地抱在手中”的。半夜时分，之娟与京生都被惊醒了，京生看到对过的之娟“不失一种楚楚含情的风度”，心里在暗忖着：“说是快近三十光景的人了，不知道她的心里，通过了人情世故和经验之外，还有着燃烧的爱情没有。”这篇小说，没有具体的情节，有的就是断断续续的夜半时分在火车上的几段对话。
一开头，就是京生挑逗似的问之娟要不要再婚。京生进而又问：“我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呢！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合乎你的对象的条件呢？之娟！”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问话简直就是说：“你做我的小三吧。”
随后，之娟话题一转，谈到她的婚姻生活，她和马君庄的故事。这个故事诚然与苏青的经历很相象。随后，京生又谈了他自己的恋爱与婚姻，这里面有几句话可以一说：
京生说：“又譬如我，结婚之后已经五年了。我再遇见旁的女人，我还是要爱她的。实际上我已经发现了好几个这样可爱的女性了。她们认为我是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个亲近的了解的人。”
“那么，你的太太，”之娟说：“知道了不会吃醋么？”
“我知道她是会的。吃醋是女人应该有的美德呀！之娟，我现在对你说的，不是开玩笑的话。有许多朋友说你是一个像男性的女性，这真是在大大的开你的玩笑了。说您像男性，是因为你太直爽，太明朗么？我是知道你直爽的原因的。……其实，你是再正常再女性也没有的女性了。我的观察的一个根据，就是你必是醋性极大的人。你的一部婚姻史其实就是吃醋史。当然，你现在是在吃醋之外，开始明了和获得一点别的东西了。……”
上面的话，是相当有针对性的，即很多人对苏青的观感，譬如实斋《记苏青》开头就说：“苏青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的爽直，豪放和饶有男子气概。……我们在眼前见到的是一位烫发时装的现代佳人，然而我们闭上眼后，只听她的高言谠论，活似一个辩才无碍的男子汉。”相对实斋对苏青的看法，我想，京生对之娟的认识当更为苏青内心所认同。
柳雨生的《发神记》，如果恢复成繁体字的话，发不是发生的“发”，而是头发的“发”，在整篇小说中，似乎看不到这样的题目是何取意，很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也可能只有他们私下里有什么“今典”可以相视一笑吧。
从小说整体看，之娟确实有苏青的影子，而京生诚然是作者的化身。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对于柳雨生的原型潘子美，苏青其实并不喜欢，曾评价他办事圆滑，当然还有一点别的原因，譬如在《风雨谈》（书中是《文光》）连载《结婚十年》（书中为《残月》），虽然嘴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并不重视，位置也放得很靠后（《续结婚十年》第71页载“他自然并不怎样看重它，把它排在不重要的地位。”）。《续结婚十年》中，潘子美对苏青相当殷勤，介绍工作，请客吃饭，但苏青描写潘子美的笔调，多少带着点嘲讽的味道，还说“他同鲁思纯是旧相识。资望自然远不如鲁，因此觉得拖住了鲁思纯在一起，不论在何处都可以自高身价。他对于鲁思纯一向总是执礼甚恭的。”书中居然还有潘子美（柳雨生）偷配苏青卧室钥匙，为苏青洗衣的描写，可见潘子美的意淫功夫了。
如此看来，柳雨生的小说《发神记》多少有点向苏青自作多情地示爱的味道，柳雨生是个爱才也爱美女的人，面对苏青，他似乎也曾有过一点企图，《发神记》刊于1944年4月号，正是那一年春天，柳雨生、陶亢德和苏青曾结伴到南京和纪果庵相会，《发神记》所描绘的可能就是他们在火车上的一幕。当陶亢德在呼呼酣睡时，柳雨生却捧着苏青的双脚，摸着苏青的手，在偷偷调情呢。
5、苏青与陈公博
苏青曾为文赞陈公博的鼻子，很为时人所诟病，盖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隆准，龙门高峻，还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关，赞鼻子换句话说，也意味着赞一个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苏青或许并不懂这个，于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就被人笑话了。抗战结束后，小报小书（那种所谓内幕）都曾把苏青与陈公博联系起来，苏青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后来，她出版《续结婚十年》，对与陈公博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似乎也不见什么暧昧，不过是要她做秘书，给她官做，再是给她钱，于是办了《天地》杂志。书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谢上校走后，报纸上刊出了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她说：报纸上第一项触目的消息，便是金总理死了，她觉得这是历史的悲哀。
《续结婚十年》写作和出版都在抗战后，不过她还是写出了自己与金总理的交往，也为他的死而伤心，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止于此呢？小报小书上的记载是否空穴来风，出于想象呢？
本来，这种床笫之间私人的事，外人难窥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种伏于床下的弄臣出来讲讲听感罢。然而，苏青的事，自己不说，却有人替他说了出来。这个人也是她的入幕之宾，也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经考证出，谢上校其人，就是后来的作家姜贵。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我与苏青》，把苏青的事说了很多，几乎揭了苏青床上的被子。
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能小于日记，但高于小说形式的《续结婚十年》是毫无疑问的。且姜贵这篇回忆还是刊于大陆“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贵此文写于台南），可以不担心苏青看到。姜贵说：“自由世界与竹幕大陆已经是两个天地，这些旧事，由于地理关系，已与对方痛痒无关。”所以，这里的记载，应该比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实。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6、苏青与周化人及其他
我读《续结婚十年》，不知道苏青与周化人还有一点关系，现在想想，主要是对周化人其人，根本就没有关注过。在那个年代，周树人，周作人，周化人，周雨人，周作仁等等，一时间同时出现，简直难以分清，特别是周雨人，周化人，都不是文学中人，虽然报纸刊物上时有他们的文章，但大抵是政治经济，我的眼睛，简直没有在上面多停留一会，这就造成了对周化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于是，看《续结婚十年》时，就无法与他对上号，看到和苏青来往的那位高官，虽然知道不是虚构人物，却怎么也无法和现实中的某某联系起来，直到看到姜贵的《我与苏青》，才知道苏青身边，一个个排了队，里面还有一个周化人在。
周化人有必要介绍一下，原准备找《周佛海日记》中的注，却一时没有找到，不得已求助百度，结果如下：
周化人（1902—？）广东化县（今化州）人。抗战爆发后，附汪投敌。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12月，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汪伪政权成立后，历任汪伪铁道部常务次长、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汪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长，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这是一段无头无尾的介绍，实在说不过是1939年到1945年的浮光掠影式的履历，没办法，也只能如此。读我文章的朋友们，姑且先“破一下蒙”。
《续结婚十年》中，周化人化身为赵瑞国，是一个“胖胖的绅士”，“他的头发是稀疏的，齐往后梳，显得整洁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装，质料很高贵，式样也适合身材的”，这位赵瑞国，名片上是“几项官衔，大概是什么厅长什么委员之类”，通过一段时间接触，苏青就和赵瑞国在西区多丽公寓订了房间同居起来。
苏青笔下的赵瑞国：“他是英伦留学生，遍游欧洲各地，性情温和，举止彬彬有礼”，“他常回忆过去，茵梦湖畔的恋爱故事，他说他曾爱过一个异邦女儿，只为羞于启齿求婚，他常常自渎，后来性机能便衰弱了。”赵瑞国常常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怕和自己的夫人见面。此后，苏青写了自己与赵瑞国的争吵，再说自己与赵瑞国更多是精神的爱，最后是家里孩子没人管，急急回前夫家照顾孩子，才与赵瑞国疏远了。
我们再来看看姜贵《我与苏青》中提到的周化人—
姜贵说：“苏青和周化人的关系，有甚于公博。”“苏青常常挂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他常带着保镖请她到外面去吃饭。周化人患有某种隐疾，唯苏青能满足他的需求。”上面说过，周化人是性机能衰弱，换成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早泄，何以苏青就能满足周化人呢？而周化人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呢？我们就不知道了，而周化人的夫人做不到。究竟真相如何？自然谁也不清楚。不过，苏青阅人很多，譬如所谓谈惟明的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就可以俯身到腿间做些事情，想必苏青也可以。
姜贵说：“胜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张条子在房里，一去渺然。”抗战胜利后，周化人就逃到香港，他在香港改回原名周亿孚，在大学里任教，成为一位名教授，他的学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还出版过好几本书，如《基督教与中国》、《中国文学史稿》等。
姜贵在《我与苏青》一文中曾强调：“我今日的叙述，将更忠实的回忆当时的实在情形。因为既然意在凑趣，又不是有人来逼口供，自然没有"真情虚报"的必要。”这样的话似乎可以保证该文作为史料真实性的一面，然而解读此文，也应该明白，这是姜贵“以我的立场、我的看法，复述一番而已，……”因此文章的主观色彩，必定会产生事实与叙述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读《我与苏青》时要注意的地方。
《我与苏青》中曾模糊地提到苏青的一个隐秘故事。这个故事，如姜贵所说是这样：“胜利之初，苏青曾有几天不见，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后来又出现了。这一隐一现，才是她的"要紧的"秘密，任何人她都绝口不谈。这样的例子，在她是绝无仅有。”这段话是相对前面一段话说的，前面一段则是这样的：
“张爱玲谓：苏青口没遮拦，但她是有分寸的，真到要紧的，她便不说了。但据我（姜贵）所知，她的"要紧的"，并不包括性爱在内。她对这些事一点也不隐讳。”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眼中的性爱隐私，苏青的生活中还有更要紧的故事，性爱是可以揭露一点的，但苏青的这个隐秘故事，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
那么，苏青还有着什么隐秘的故事，不能向任何人说呢？我们玩味姜贵的文义，虽然他说“任何人她都绝口不谈”，但很明显，即使他并没有从苏青嘴里获取，但凭着两人之间极其密迩的关系，他不但知道这个内幕，还曾分享过苏青的这段隐秘，由于姜贵当时不在上海，胜利之初，两人根本还不认识，所以姜贵只可能是事后获知。不过，姜贵在这里也忍住没说。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秘密呢？我不知道，但很好奇，说实话，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
我们不妨从别的方面来作点推测。苏青的《续结婚十年》有《胜利了》这一章，这是安排在离开赵瑞国（周化人），回到前夫身边后发生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里面有一段她和前夫的对话：
……
我快乐地说：“真是太好了呀，贤，你现在可以设法找事做了。当时亏得我劝你等待，要不然的话……”
贤伸着的手垂下来了，两眼望着我，冷冷的说：“但是你也预备跟着总（经，请让我加个毫无意义的字）理逃难吗？”
……
贤见我沉吟不语，又从旁冷笑着说：“事到如此你还恋恋不忘旧吗？……”
在这一章里，苏青还到报社去看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未值，赵瑞国又留了纸条离开了，后来又去看望了戚先生夫妇（周佛海），但就是没有看望陈公博的纪录。照苏青的脾气和她在《续结婚十年》中透露的对陈公博的情意，她是个恋旧的人，不会轻易舍了陈公博，而只被前夫在嘴上提到。特别是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苏青反而会表现出一点侠肝义胆的。我们知道，日本投降之初，陈公博还在上海，一度还因为和周佛海的矛盾，卫兵们互相射击对垒过，后来才逃往日本避难。那么很有可能是苏青借她前夫的口，透露了一点自己独享的秘密，好在这样的透露，外人是猜不透的，但“国王长着驴耳朵”又是她深藏内心的隐秘，她憋得难受，只有用这种方法“浮上水面”，透出一点“秘密”。
从所有这些迹象分析，我觉得所谓苏青的隐秘，很可能是她跟着陈公博逃难去了，或者退一步讲，为陈公博寻求避难地了，后来很可能情况变化，也许苏青没有完成使命—没找到很好的落脚地；也许一起逃难被陈公博劝回了，总之，胜利之初，苏青失踪了几天，她的“一隐一现”是个值得探究的谜。而如果真的和陈公博有关，那么，苏青的失踪当然是相当“要紧”的。
蔡登山先生从网上传过来一篇他的近作，《从一篇佚文看姜贵和苏青的一段情》，拜读一过，拍案称奇。文章讲他通过各种线索，发现了一篇发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上海日报》署名谢九的《我与苏青》，经过蔡先生的探赜索隐，终于解开了《续结婚十年》中“谢上校”的秘密，他竟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小说家姜贵。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于苏青的《续结婚十年》的研究（同样也是对苏青生平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里我不想披露蔡先生的原文，只想把答案先告诉大家，除了谢上校—姜贵外，蔡登山先生还告诉我们，小说中的赵瑞国原型是周化人。
《续结婚十年》中，谢上校是苏青的朋友童于道的亲戚，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军官，这是一位“短小精悍”、“精通翰墨”、会做旧诗的男人。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把一个朋友接收来送给他的房子转送给苏青住。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当然就是苏青这个人。
当时，苏青描写说，谢上校怎样想尽办法拖延时间，最后成功地共卧一室（睡沙发上），然后，在夜半成功地“笑吟吟的伏下来了”。照说，像苏青这样经历的女性，不会预见不到这种结果，我甚至怀疑这正是她的期待。但在苏青写来，谢上校却是强制达到了目的。
《续结婚十年》中的苏青，往往是夜来顺受，白天里却要拿出自己的尊严来，在这个男性身上扳回一局。他和谈维明是这样，她和赵瑞国是这样，她和这个谢上校也是这样。第二天天一亮，苏青发飙的时候就到了。躺在床上，她很后悔，觉得被人玩弄了。这位谢上校不懂风情，只顾满足自己，对自己完全是一种侮辱。结果是，谢上校留下的钱也不顾，还留下一张纸条：“请你永远不要来找我。”就这样了解了她和谢上校的情缘，此日正好是金总理（陈公博）被枪毙的日子。
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总把自己塑造成一夜情似的“木子美”，据我分析，这种关系哪会这么快产生，并这么倏忽快捷地结束呢？而这位久经沙场的谢上校，真实身份的姜贵，哪里会完全如苏青所说的那么“只顾满足自己”呢？他有老婆孩子，还有已病死的姬妾韩氏，我想决不至于如苏青所说，小说反映出的是苏青的那种多少有点畸形的女权思想吧。
化名谢九的姜贵，之所以会在十余年后，回忆与苏青相处的经历，写成《我与苏青》，大概是因为看了苏青《续结婚十年》中的一面之词，也想说上几句，透露点自己视角的东西。他没有对苏青的说法一一驳正，他完全说自己与苏青的故事，以留下他与苏青关系的另一份证词。
蔡先生在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续结婚十年》，是秉承《孽海花》以降的小说传统，苏青采用化名去写真实的故事”，相信大家看了都会首肯。
7。《小天地》及其他
周班侯（笔名班公）是苏州人，苏青办《天地》月刊后，他也在天地出版社办了个《小天地》。所谓“天地”，“小天地”，其实隐隐与战前林语堂编的《论语》半月刊有关，即提倡小品文也。林语堂提倡小品文时，有一句话是天地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作为小品刊物，《天地》也是谈天说地，聊北侃南，无所不谈的。《小天地》在形制上比《天地》小，虽不能说一胞双生，却也是天地出版社一枝上结出的一大一小的两个果实。
《小天地》1944年8月10日创刊，到1945年5月1日办了5期停刊。《小天地》作者多用笔名，使用真名的不过寥寥数人，值得注意的有胡兰成的《谈谈苏青》，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文章。如果仔细品味，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譬如：“他们（宁波人—引者）毋宁是跋扈的，但因为有底子，所以不像新昌嵊县荒瘠的山地的人们那样以自己的命运为赌博”。大家知道，苏青是宁波人，而胡兰成正是嵊县人，文章中把苏青和自己对比，似乎也暗示出，胡兰成与苏青，这两个浙江人的根本性不同，作为荒瘠山地出来的胡兰成，正是随时随处以命运为赌博的人。文中还暗示了他和苏青关系的暧昧：“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和完美，是那样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这句话无疑是写得相当美的，但它的美却饱含了艳情的味道，读来有如《疑雨集》中的诗句。试想：一个离婚女人的房中，天晚了，灯下，女人在伏案看书写作，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却在旁边欣赏，连苏青家没有灯罩的台灯也写到了，这情调自然可以想见两人的不寻常的关系了。
我这里不想多说胡兰成与苏青，倒是想说一点戴望舒、周黎庵、穆丽娟这三个人，这个题材写的人也多，不过大家都注重写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离离合合，却很少关注周黎庵与穆丽娟的暗度陈仓，即周黎庵早在戴望舒与穆丽娟中间插了一脚，所以穆丽娟会毅然决然的与戴望舒离婚。这个也是我从文字间咂摸出来的。《小天地》第三期有一篇鄂厂（疑即散文家王仲鄂，苏州人）记《诗人水拍》的文章，是诗人袁水拍传记的可贵资料，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此处不多谈。文章中有一节谈到了戴、周、穆三人，抄录如下：
“从粤汉路南下到达广州，再渡海到香港，水拍开始了他的新生命。姚苏凤是文字旧交，也到了香港，于是努力写稿，成为香港星报的中坚，更因他卓然的文笔，获识戴望舒、茅盾、叶灵凤、徐迟等人，有一时期且住在望舒家中。望舒的太太住在上海，家用款即托水拍汇沪（按：袁水拍早年从业银行，汇款便利），由我转交，记得穆小姐来我处拿汇款的时候，雨下得正盛，陪来的正是穆小姐现在的外子周黎庵先生。”
由文中可知，当戴望舒在香港尚未离婚，而穆丽娟独留上海的时候，周黎庵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戴望舒太太的身边，做她的一个护花使者了。关于周黎庵与穆丽娟的婚恋故事，由于周黎庵曾经落水的身份和周黎庵本身名气不够，谈的人极少，而这一段似乎有助于我们对周穆联姻以及戴穆离异的了解。
8。情史
苏青被人戏谑为“文妓”，是因为她在成名作《结婚十年》里的文字：“我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夜里偎着我并头睡在床上，不必多谈，彼此都能心心相印，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永远融合，拥抱在一起。”而这本《结婚十年》，却是她对十年不幸婚姻的自传。
20岁的苏青，是温州地区所辖六县唯一一个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她因美貌和才情在学校被称为“宁波皇后”， 与她有媒妁之约的李钦后却担心这位“宁波皇后”在中大读书会有情变，便提出结婚。苏青不愿，但在母亲的苦劝之下，两人结婚。
婚后，苏青很快察觉李钦后有外遇，她选择回学校继续上学，不料发现自己已经怀了孕。她生下一女后，不幸的事接踵而来。五年间，苏青连着生了四个女儿，一女不幸夭折。因为没能给夫家延续香火，她受尽公婆小姑的冷嘲热讽。
而与她同床共枕的男人却自私、懦弱、虚荣，不养家，没有主张，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补贴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她在病中，丈夫和新欢却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
虽然她最终生下一个儿子，但生活的压力，性格的冲突，一女的早夭，丈夫的家暴与出轨，最终让这段婚姻走向崩溃。
苏青:天下竟没有一个男人属于我
很多人知道苏青，是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张爱玲曾写到：“我想我喜欢她（苏青）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苏青很敬重张爱玲，她当着媒体的面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这两个闺蜜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的受过高等教育，同样的出身显赫，同样的因爱伤痕累累，最后离世方式也是同样的花落人亡无人知。
张爱玲死心塌地爱了一生的丈夫胡兰成是通过苏青认识的，苏青可以说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红娘，但张爱玲也随时提防着这个孤独寂寞的单身“红娘”。胡兰成在回忆录里说他在苏青住所逗留，恰好张爱玲也来了，当下张爱玲泛出醋意。这两个曾经好得可以穿一条裤子的女人最终因为胡兰成，在随后的年月里渐行渐远。
与苏青有暧昧关系的另一个男人便是当时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当时陈公博是有妻室的人，但他不仅在苏青离婚后送去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还请她做随从秘书，市府专员，资助她创办《天地》杂志。二人的床笫私事，是由作家姜贵在《我与苏青》中揭发的。
在陈公博倒台后，苏青遇见了另一个男人，而他只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暂时为她们母女提供了住所而已。
对于自己的情感经历，苏青感慨：“天下竟没有一个男人是属于我的。他们也常来，同谈话同喝咖啡，有时也请我看戏，而结果终不免一别。他们有妻，有孩子，有小小的温暖的家。”
傲寒整理作品
2014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