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共同体

□墨未浓

鲁迅先生笔下有个故事：一富人家生了孩子，满月时，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主人抱出孩子给客人看，大家围拢过来，一位宾客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大官的。”主人非常高兴，热情地让他进去喝酒。一位宾客说：“这孩子将来会发大财的。”主人十分得意，热情地请他进去吃饭。一位宾客说：“这孩子将来会死的。”主人听了很生气，立即把他轰了出去。

第一位宾客说的显然是假话，因为能当大官的人凤毛麟角。第二位宾客说的也是假话，因为能有这样好运的人是极少数。第三位宾客说的是真话，将来肯定能实现，因为世上没有不死的人。

“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先生看中国历史，发现了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上到下，注定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在“谎言共同体”里，大家都是“共犯”。当说谎与利益、职位攸关时，人们就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运转起来身不由己。

假话被社会规范化后，就成了“真话”。真话反倒不受欢迎，谁说了就会受谴责，假话由此成为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那些冠冕堂皇、不着边际的假话，人们就得当真话听。说者虽然口是心非，明知无用，依然高谈阔论；听者虽然心知肚明，毫无兴趣，也得假装洗耳恭听，甚至还要记笔记，写心得。

生活在谎言中，真话是最大的威胁。“主人”不爱听的真话，绝对不能说，谁说了就戳其痛处、短处，谁的日子就不好过，就要付出代价。冬奥会冠军周洋，获得金牌后接受记者采访，先感谢父母，没有先感谢国家，遭到领导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由第一位降到第五位。运动员获奖后首先感谢父母，人之常情，是句发自内心里的真话。首先感谢国家，是一句不得不说的官话，将其排在第一位显然不是发自内心。

谎言共同体制让假话成了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巧于说谎是能力，善于说谎是智慧。一位政府机关秘书说：“我在写报告时，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都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连群众也会嘲笑你不识时务。”

于是，那些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废话性的谎言——官话，弥漫整个政治空气：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官场流行假话，谎言就是生产力。据媒体报道：有个陶艺家到陕北一个村子考察，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触手可及，连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供奉着。七八天后，消除戒心的农民对她说了真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就荡然无存了，现在这些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从陕北各地搜罗来的，还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腰鼓队的服装也是照秦腔戏服做的。村里民俗被报道后，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了贫。这个真实故事，犹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

消除谎言共同体，必须让说真话的受欢迎，这是社会制度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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