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也没办法，二叔的镰刀终究没有用上，麦田转眼间被吞吐的收割机还原成了本色。老人们心疼地捡着丢落的麦穗，也把自己的失落捡进了挎篮。二叔没有来，他顾不上。
瘫在东屋的八爷奄奄一息残喘着五月的热风，对门即将生产的天明媳妇紧闭着门窗，躺在床上怄气。二婶说，嫌天明没出息，整天在家里待着，挣不了钱。我说，城里下岗工人都还没活干哩，农民在家好歹还有几亩地，最起码吃的不愁。我这么一说，二婶倒高兴了起来，说，也是，当农民也不赖，虽然苦点累点儿，可肚子不受屈。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心气高，老觉着在家里没出息，生活赶不上城里人。
二叔婶尽心尽力伺候八爷，可春天洇在土坑上的尿渍，天一热就蒸发了出来，在院子里弥漫，天明和媳妇就发牢骚。天明几年前就捉出把爷爷的土炕诉掉，可八爷不干，他睡续了土炕，离不开土味儿。于是就出现了一家三制的局面：八爷睡的是纯正的土炕，炕里填的是土，席子下面铺着干草，锅灶连着炕的取暖通道，烧的是柴草，做饭时屋里常是浓烟呛人，老鼠常在炕土中刨洞，跳蚤常在干草中乱蹦；二叔二婶睡的是砖炕，前面的炉灶与炕的取暖没有关系，烧的是蜂窝煤，炕上铺的是海绵垫子，没有做饭时的呛人浓烟，没有老鼠跳蚤的活蹦乱跳；天明和媳妇睡的是庆，床上是席梦思垫子，蜂窝煤炉在屋外，屋里装的是暖气片，屋外做饭，屋里取暖。
八爷和二叔都看不上天明的穷讲究，可天明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嫌爷爷和爹娘太落后，跟不上潮流。二叔就训儿子；庄稼人就是跟土坷垃打交道的，不沾土还算啥庄稼人。天明回敬老子：那你还用洗衣机、看电视干啥？
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土地；牛，和炕组成了庄稼最初的美好愿望；可世道变了，土与庄稼人的关联也不再同从前一样紧密了。
在世人眼里，庄稼人似乎生来就是以土为伴的，一辈子的营生是伺候土地，走的是土路，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就连城市人骂乡下人也是“土里土气”。
生与死是人生两境界，仍与土有关，出生叫呱呱坠地，地者土之谓也；天圆地方就涵盖了整个世界。庄稼人的哲学就这么朴实浑厚。
虽然这哲学由一代一代庄稼人传承下来，可村里的后生们并不买账。天明和媳妇提出要去县医院生孩子，说那里条件好，安全；这着实让二叔二婶急了眼，二婶说，乡下人哪有那么多的讲究，我生你们姐弟五个哪次不是在咱家的土炕上，出啥事了？天明说，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啥时候有啥时候的规矩，你不能用老眼光来看现在的事儿。在爹娘的反对声中，天明自己开着三马车拉着媳妇上了县医院。
吃麦不吃秋，瘫了三年的八爷终于没有熬出五月，在后辈人的哭声中上了西天。天明回来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回了县医院，临走时说，孩子很快就生，顾活人要紧。
村东又添了一座新坟，圆圆的坟头高大气派。这块稀薄地是八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祖爷省吃俭用购买的，解放后虽归了生产队，可祖坟仍埋在这里，我的爷爷奶奶和母亲也都埋在这里。全村人都这样，祖坟一定要在自己的田地里，守着自己的田地，死后心里也踏实，分责任田时，这块地分给了邻居，八爷坚持用三亩半的好地换回了祖传下来的三亩稀薄地。
儿媳终于生了；是个男孩，二叔升格当上了爷爷。失去父亲的悲伤随即被增添孙子的喜悦代替。在给孙子起名时，老俩口都动了脑筋，可儿子和媳妇不满意，嫌土气。天明的媳妇对我说，哥，你是文化人，你给孩子起个时髦名儿。我也犯了难，不知道什么名字才算时髦。
虽说电视上的新鲜事儿老两口看得也不少，可有时仍然弄不懂年轻人的花样，天明屋里花花绿绿挂了许多画，只要孩子一睁开眼，天明媳妇就指着那画儿给孩子念，二婶就笑，说孩子才几天，看那画儿有啥用？天明媳妇说这叫超前教育。二婶觉得可笑，问，一个屎尿不懂的毛孩子他能听懂？天明媳妇也不回答，继续给孩子念啊、喔、鹅。二婶拿着尿布讪然而去，就给二叔念叨这事儿，二叔没好气地说，年轻人的事儿咱不管，让他们折腾去吧。话虽这么说，其实他们心里仍是很在意孩子们的事儿。一天正吃饭时，天明从地里回来，擦着皮鞋上的尘土，狠狠地说，狗日的，有了钱咱也去城里住，那儿才叫人住的地方哩。二叔瞪着眼怒气冲冲地说，那你说你现在算不算人？都上城里住，谁来种地？吃啥？我不知道如何去劝解他们父子的冲突，说实在的，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此我也感到困惑和两难。
处理完家事，等二叔二婶回过神，来到自己的责任田时，收割机丢落的麦穗，早已被别人捡得干干净净。只有那圆圆的坟堆，在圆圆的太阳下守望着。两人哭丧着脸，一屁股坐在八爷的坟前，我想安慰他们两位几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今庄稼人的五月，已撑破了我固有的记忆，所以我对自己这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庄稼人要重新审视。天明进我赶挚回城，的三马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阵阵烟尘，五月的热风和我一起在光秃秃的田野上穿过。远天边有一朵灰云缓缓飘动，在吊着土地干裂的胃口，我不知道有没有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