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经济像高铁加速一样行驶在看似通坦的大道上，当中国的物质文明像航天飞船一样屡次成功突破，我们极大意义上的满足了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可是在这光辉的背后，却总有着让人费解或者无法释怀的社会情绪。人们的倾诉方式也愈加变得多元化和过激化。
最近看到很多报道，尤其是在2012年，一些国人打架斗殴事件频发: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当众掌掴一名老者，只因老者言行“污蔑开国领袖”；2日，两名中国乘客在该航空公司从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斗殴，致飞机被迫返航;10月6日，川航执行3U8726航班上，因为拿行李产生的争执，一帮人将一名年轻爸爸打了，飞机上的安全员前来阻拦，也被打了几下。直到有旅客喊报警，那帮人才迅速离开；10月8日，网上流传一组照片。在地铁上，老人和年轻人因为作为的问题发生争执，老人将年轻人的耳朵咬伤，血流成河……
细细探究事情的前因后果，无非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者有些冲突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那么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社会形态变得越来越畸形，道德底线一点点瓦解，而私心私利却在步步为营？为什么官民关系危急，医患关系危急，上下属关系危急，就连陌生人和陌生人的关系也变得危急？我们向来是提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都以“八荣八耻”作为生活工作的准则在传扬着。那么到底是什么像刽子手一样毫不留情的损坏着社会的生命链条，到底是什么有如一把锋利的尖刀让国人互相刺痛着彼此？是不合理的政府管制？是缺乏人文关怀的社会规则？是体制背后的沉迂腐败？还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逐渐丧失了理性和关爱？
温家宝总理曾说过：“对于现在的中国人而言，19世纪是耻辱时期，20世纪是恢复时期，21世纪是展现我国风采的时期。”可是国民素质的不进则退，国民关系的脆弱紧张，又怎么能在21世纪将国家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呢？在经济发展如此快速的中国，在物质文明逐渐提升的中国，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易怒？又为什么变得自私软弱不堪一击？“中国人爱生气”也变成世界各国人口耳相传并津津乐道的话题。不是危言耸听，试问当下，如果一个大国发生因为让座而打起架来的事情，那么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再发达，体制再完善，当道德这根中流砥柱正在一点点被侵蚀，还有什么值得让人们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努力奋斗？
想想我们这个喧嚣的不能再喧嚣的时代，想想我们这个工业机器轰鸣、软件发明速度如光速般的时代，想想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正马不停蹄地奔向共同富裕的我们，是不是在这仓促的路上失去了太多太多，比如爱和关怀，比如尊严和信仰，再比如我们口口声声所谓的“人权”。当然这即是敏感至极的话题了，可它之所以敏感就是让我们无法避及的理由。那么就让我们认认真真的分析，看看身处大中国的本因引以为傲的各个阶层人士，到底都因为什么焦虑着苦恼着烦闷着争斗着甚至不惜牺牲道德底线来宣泄着。
先从队伍最庞大的农民阶层说起。我国是农业大国，这当然与辛勤劳动的农民脱不了关系。显而易见，近年来国家也在为农民谋着福利。例如不断调整最后取消的农业税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为减轻农民负担统筹乡镇发展。可是，农民心里仍旧有苦难言，农民问题的症结依旧存在。农民的土地利益保护力度还是不够，话语权仍旧缺失。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有待提高，对国家政策的认识依然模棱两可，失地农民数量不断扩大。因此，在宅基地使用权这一问题上，我们就可以颇见端倪。按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宅基地禁止向城镇居民流转买卖。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化问题。房价的抬高使得人们不得不将眼光投放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宅基地。这里不但风景优美最重要的是地价低廉。因此，宅基地买卖的市场仍隐形藏匿着。但毕竟，这种非法买卖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产生问题和摩擦时，农民无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只能站在弱者的一方。所以，广大农民“以地为生，以地为命”的微小愿望又被轻而易举的破坏了。那么随之而来的纠纷、矛盾也就显而易见了。农民为何生气？大抵也是因为法律对农民的保护不够以及体制缺陷所造成的农民利益的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处在城乡过渡层，在夹缝中生存的农民工阶层吧。农民工阶层的问题更是让人焦头烂额。看看那些被拖欠了工资的农民工的脸，看看他们因为工地安全系数低而屡屡受到威胁的生命，再看看春运期间因为一票难求而跪在火车站门前的心中满怀渴望甚至是乞求的农民工，更让人心生怜悯。我曾看过一个农民工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而给政府写的一封信，信上说：“政策改成可以用网络购买火车票了。我们农民工就更难买到票了。也许您会说。这很简单啊，稍微学一下就行了。可是我想问问，我们农民工哪里来的钱能买得起电脑啊？！”这是多令人感到尴尬的一段肺腑之言。在我们的大中国，在我们经济腾飞的社会，本来在农民工子女安置上就存在问题，如果不能让他们的孩子来城市读书，那至少给他们回家看望自己妻儿的权利。这是人性中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常理，阖家欢乐，相聚一堂。他们为这个社会贡献了这么多甚至生命，为什么就连回家的车票都这么难拿到手呢？这一票难求背后，存在着多少潜藏的漏洞。那么，农民工焦躁不安的情绪，甚至不断的发生命案谋杀工程总监的原因也就不难找到。那就是合理的机制未必有效，中央的决定出发点大多善意，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接踵而至的是，本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初衷最后在执行中变成了损害人民利益。加之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存在着扭曲的不合法的解决问题方式。所以我们又有什么确切的理由压制他们反抗这种相对固化的体制呢？就连不是当事人的我们都义愤填膺，那农民工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这时我们便会想，既然农民们有这么多焦虑和苦衷，那么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劳动技术工人或者白领应该会稍微有些缓和吧，毕竟他们中的有些人还被称为中产阶级。他们也许上有老下有小，最起码能领的上还算可观的工资来维持生计。可是我们的论断显然又错了。富士康的连环跳楼案，25岁女白领过度工作猝死，还有不计其数的处于亚健康风险的劳动者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令人感到绝望的梦想：就是买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离市中心不近不远，装修的不精不简，只要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处，不再背负着种种的卡债，不再为房奴卡奴。因为一套房，多少人出卖了尊严，多少人践踏了廉耻，多少人抛开了信义，又有多少人因此走上了不归路。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变成了“伪中产”，实则即将沦为贫困阶级。他们由“敏感中产”被逼成为”愤怒中产”，因为一套房子而丧失了所有的忍耐力，他们不再是控纵有节的上班族，他们逐渐变得无奈变得绝望变得夸张，甚至他们开始报复社会。因此，工人阶级的“引爆点”也是相当低的。
好吧，农民，工人都身处于他们的“水深火热”，那么位高权重的官员总可以有平和的心态面向社会了吧。然而，我们又大错特错了。有不少在政府工作的官员说，他们的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尴尬。一心想为民谋福利，可是但凡有相关政策的出台，民众的反响就会越来越复杂。甚至有些民众受到错误舆论的干扰，存在相对严重的信任危机。因此，与其面临改革带来的种种风险，有些官员宁愿选择坐等。而坐等又带来民众反映，“若是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呼声。看来，官民关系的紧张就是相互的不信任、不作为与不沟通引起的。
纵观上述各种各样的危机，我们不能总是替自己考虑，更不能无限制的抱怨这个社会。从多方面定度，我认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生气”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基本的答案。
一．社会逐渐变成了“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结合的矛盾体。规则被淡化，人们越来越依赖于从体制下掏空心思的寻找可以钻的空子，而忽略了本然存在的契约和人情味。
二．虽然经济在发展，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越发严重。每个人都缺乏安全感，每个人都有自己数不胜数的“冤屈”，为此，有些人冷眼的看着社会，有些人过激的报复社会，以从中达到扭曲的“自我保护”。在这种失调的社会关系中，道德的标准变得微不足道，利益的冲突屡见不鲜。
三．法律的保护仍未全面，政策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由此导致了人们心中的焦虑和不满，更让人难以把“政府”想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公仆”。
当然，这只是其中三点相对重要的原因，还有劣根性，责任感等等发人深省的问题。那么既然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有力的解决呢？
法律向来是具有约束力的，但是人性中自然生辉的，绝不是靠制约而来的。因此，要想根本的熄灭中国人心中的燃烧的火苗，减少直至避免像飞机上打架或学者掌掴老者这样的过激事件，就要从心理关怀的角度，挖掘人性中人们本应该有的信任和仁爱。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在替自己考虑的同时，兼济天下的大小事。去尊重规则，尊重自然，不因身份地位财产而沉匿了生命的本质，取而代之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合作。将生活的节奏放慢，不再急功近利，更不再委曲求全，不再漠视法规，更不再损人利己。让农民有看得见的收入，让工人有拿得到的福利，让政府有推得进的政策，让社会回到真正的轨道上去。将效率与公平达到尽可能的一致，在分配中周全考虑。也许这样，人们会渐渐放下心中的不安，会渐渐感受到“社会温度”，会被正能量吸收与感染；也许这样，人们会慢慢变得平和，会慢慢找到社会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会被善意所同化；也许这样，人们会真正拿得起放得下，去关爱身边的人，去爱这个给我们磨砺的世界，去相信这个为我们服务的政府，去细细品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想必那时，当有人问你“你幸福吗？”，你一定会斩钉截铁的回答“我实实在在的打心眼儿里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