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度过世界末日，我们幸运地迎来了2013年。
竭力处理完手上的事务，拼死拼活地赶上春运的列车，回家过年。
提着大包小包，要想挤上春运的火车，那真是要一定体力、臂力、蛮力和忍耐力的。好不容易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却发现硬座车厢内站满了人，堆满了行礼，车厢的过道寸步难行。最让人佩服的是火车售货员，他们不但可以推着车子，神奇地跨过一只只脚、一堆堆行礼，穿越到一个车厢又一个车厢，而且还不忘尽责地喊出口号。所有的售货员经过硬座车厢内大概都会在口号之前添上一句：“让一让！”然后才是：“香烟啤酒火腿肠，瓜子饮料矿泉水。”其实第二句完全没有必要喊出，旅客们光听到第一句整个车厢内就一片哗然。大家异口同声地抱怨：“怎么又来了？”抱怨归抱怨，坐在过道的人还是得站起来，地上行礼的主人也不得已把行礼提起。一些脾气大的人，售货员经过时故意不给让路，扯着嗓子问：“让？你让我给你往哪让呢？这么多人你还过来卖，卖个啥？”见惯了春运的售货员对再拥挤的阵状都能安之若素。她只是推着车固执地喊着自己的号子。僵持了一会儿，说没地儿让的人还是挪开了脚，大概不想耳边一直听到“香烟啤酒火腿肠，瓜子饮料矿泉水。”的喊声。到了饭点，就更加烦人。不但会有卖零食的推车经过，卖快餐的车子也会过来。坐长途火车回家的人，不是学生就是打工者，很少有人舍得花二十几块买一份火车快餐。
度日如年并不算什么，在火车上每一分钟都被拥挤杂乱的车厢环境拉长。迷迷糊糊睡一觉起来，总觉得腰都快断了，恍若过了十几个钟，看看手表不过过了几个小时，难免泄气。车厢的过道上横七竖八地坐着、站着、立着人。两个人站着的人因为谁踩了谁一脚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起来，旁边其他旅客看不下去了，插嘴道：“都忍让一下吧，都是回家过年的人，不要吵了。”听到“回家过年”，两个吵得面红耳赤的人立刻噤声了，好像所有的不满、怨气即刻烟消云散了。他们之间相互的怨恨化解成相互的同情，都回家过年，都搭上了这趟非常拥挤而又慢如蜗牛的火车，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忍一忍，到了站就好了。能回家过年，有亲人牵挂，这本来就是一种奢侈。
回到小城，日子过得也是格外忙碌。
主妇们见了面，第一句话不再是：“吃的甚？”而换成了：“营生做的咋样？”过年前要做的营生很多，包括拆洗铺盖、打扫屋子、清洁家具、煎煮生肉以及为全家老小置办过年衣物等看似简单实则可以把整个家庭弄得人仰马翻的家务。
我家一到过年必是鸡犬不宁的。母亲总喜欢在腊月最后的十几天有计划、一天天把该干好的活干好。今天大扫除，要擦玻璃、拆洗铺盖；明天要煮肉、煎麻花；到了大后天就该带着全家去置办过年的衣物了……凡此种种，不可胜数也。明明这些事情不必全部堆在腊月最后那么十几天做，但母亲和小城里的其他主妇一样，习惯在年前冲刺似的把所有家务做好。好像腊月不累得腰酸背痛，到了正月就体会不到过年的好儿。
小时候总盼不到过年，过年有新衣服穿，有糖果吃，有压岁钱收。等到大了，一到过年竟也会发愁。人大了，就是父母免费的劳动力。虽然知道，无论做什么，家中最辛苦、做的最多的是母亲，可当她让我擦屋子里的玻璃，也不免牢骚：“真不知道小时候没我们的，你们就不擦玻璃、不过年了？”母亲和我擦一扇窗户，她站在窗外，一面使力擦着玻璃一面淡淡地说：“你们小的时候我还年轻，能做动了。现在你们大了，我们老了，做不动了，当然要指你们做了。”我看着窗外的母亲，寒风吹动着她杂乱而花白的头发，一阵默然。母亲怕我冷，执意让我擦屋里那面。
北方的被子特别厚，要是直接装到被罩里不固定，睡觉时被子就会动来动去，非常不舒服。为了固定被子，母亲会拿线把被罩和被面缝起来，沿被边儿缝出一个大大的长方形。这项工作看似容易实则复杂，要针线活非常了得的人才能缝得恰到好处，既不会把线缝到棉被里，又能刚好固定被面。家里人多，而真正能做这项工作的却只有母亲。我们要帮忙她总不让。母亲嫌我针脚太开，缝不严实；此外针脚还乱，缝出来的线不直，不够好看。大姐缝得倒好，可惜太慢了，往往是母亲已经缝好了长方形的三条边，大姐的那一条还没缝完。母亲是非常细致的主妇，她不但要被子稳固而且要被面要好看，最好看不出针脚。我和大姐都没得到她的真传。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会缝被子了，我们只会把厚厚的被子胡乱往被罩里一装，一觉起来就算被子卷起来也不知道。第二天睡觉前抖平继续盖，到第三天早上被子还会卷起来，却只能任其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