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想提起去年家里发生的那件事，但与母亲和外婆的闲聊中无意听到的另一件事却又让我忆起了那件事，只因这两件事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
母亲她们谈到的那件事是当地一个贪官下狱的事，说他是官也算不上，只是地方上一个干着事的人罢了。这个人在我们当地还是很有名的，可不是像电影明星出名那一说，他的名气是大家都知道他，且能办事，不过这也得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钱。以前都是小打小闹，上面也没当回事。
这几年刚赶上省里的某个好政策，我们这一片区要被建成工业区。一夜之间万亩良田沃土变废墟，千千座青瓦小楼空无一人。农民们被安置在万人小区里变成了居民，他们大多都是开心的，拿着土地费，青苗费，果树费等，杂七杂八加起来是许多人这辈子都没见过的那么多钱，再没拿到新房之前还有可观的过度费，年纪大的免费为其买好了医疗养老保险，年轻的也为他们买了好几年。代价就是看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被挖掘机铲平，然后架起高高的吊车，最后一座座厂房像五颜六色的豆腐块似的被规规矩矩地排列在曾经那满是绿意的田野上，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也有些“老顽固”是不喜欢这一套的，可又能怎样。在政府实行这个政策期间，有一个特殊部门是肥缺—拆迁办，他们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而那个当地老百姓中的贪官就是那拆迁办的主力，具体他们是怎么“敛财”的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母亲与外婆是这样闲聊他被下狱后的事。
……
“听说要判十多年啊，出来差不多都六十多岁了，这些人啊心黑，活该。”外婆很正直的说着，这些事我或多或少也听了些便好奇的接了一句“到底贪了多少钱啊？”
母亲接着说“那天我在菜市场买菜，听他们说就家里现钱都查出了四百多万，用皮箱装的，听说还不止呢？”我又问道“才一两年有那么多吗？”
“可不是，听说还有好几套房子，好几个铺面呢，各个地方都有，那些也得值几百万吧。唉，这贪官可不能做呀，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外婆虽不识字，但她在做人上是很精明的，这话像是在教育我这个快进入社会的晚辈，我自知是没当官那能耐的。
“妈，我昨天还听说在他老家的堰塘里挖出了一口袋子钱呢，全是百元大钞，还是老式的绿皮。”母亲对外婆说着，我心想这可玄乎了啊。
外婆摇着她的芭蕉扇听到着也停了下来“那可比新的百元大钞值钱了呀。”
母亲又道“听说里面还放着一张写着他名字的字条。”
我开始有点听不下去了“怎么可能，如果是赃款谁会笨到写上自己的名字放里面呀？”
“他们说那是他留给他后人的，不然那谁会知道那钱是谁留下来的呀。”母亲认为那张写有名字的字条是合理存在的。但是我想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些花边新闻是被“一知半解”的群众夸大了，而且越是玄乎的东西越有人相信。
总之我是不认为他贪得了那么多，只能说人们的想象空间是不会跟着事情原有的经过路线走，只要你给了他们一个点，他们那发散的思维就会添油加醋的将事情描绘得空前绝后，从而充实着他们茶前饭后的生活，颇有几许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这让我不得不想起去年发生在我们家的那件事，便提醒着母亲“妈，你不记得去年爸的那些听说了吗？”这一说母亲恍然大悟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到道“估计这些事儿又是被那些好事之徒‘加了工’之后传出来的，信不得呀。”母亲是父亲那件事中深受其害的人。于是不得不提一下去年冬天的那件事。
母亲一年四季都有午睡的习惯，这主要是因为工作早起的原因。那天中午还是个艳阳天，不知怎么到半下午这太阳就焉了，母亲睡得正熟突然就被一串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她半清醒的状态打开了门，正纳闷是谁这样心急火燎的，却被门口脸色苍白的大姑惊醒了过来“幺妹，听外面的人说我兄弟在广场上把人杀到了……”母亲一听当然觉得这是不可能有的事，都是本本分分过了大半辈子日子的人了，且大姑说她也是听别人说的。但这事可大可小，母亲还是匆忙的去了小广场。周围的人大多都是认识我父母的，于是母亲一出现就有很多热心的目击者向她讲述那场惊心动魄的“人祸”。有的说我父亲将那人捅了十多刀；又有人说那人送到镇上的医院时医生都不敢接，已经送去省医院了生命危在旦夕；更有甚者描述的是那人当场就见阎罗去了（我的父亲是个很讲道义的人，在他的骨子里是有着恩怨分明的侠客精神，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至亲我就袒护着他。因此说他会动刀我相信那也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被描述成一个这样残忍的暴徒我却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