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故乡里的那个村虽名叫杨家渡，但除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外，打小我就没有看到过有像模像样的渡口。记得小时侯还有个还算比较大的礼堂，上下两层，砖木混合，上面是学堂，下面是礼堂。柱子很大，我和我的小伙伴三个才能双手抱住。外墙写满了“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等这样的标语，白底红字。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对着它们，装模作样地念念叨叨，比谁念得更准更好听，然后就嘻嘻哈哈的一哄而散。我们偷光礼堂外面的桃子、李子之后，也经常企图把挂在高大的门上的五角星偷走。村里的人经常晚上集中在这里开会，一排排的木长椅整齐排放着，挤一挤也能容下几百人。放电影的时候，我是经常骑在老爸的脖子上看的。不晓得一部什么名字的电影，有几个八路军抬着木梯，在炮火硝烟中猫着腰前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战火的洗礼”，我幼小的内心被里面的故事震撼着直至今日。但不知为什么，最后礼堂被拆了，村子里以后再也没有过礼堂。也许是因为年久失修吧。现在想起，不免有一丝遗憾。
76年时我出生，家里穷得连多凑出一副碗筷的钱都没有。我老爸排老满，上有兄弟两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连我老爸也说不清爷爷长什么样，老爸说在他才三四岁时爷爷就去世了，爷爷是个在当地有名的木匠，什么都能做也什么都敢做，据说是因为一次砍一棵大树触怒了神灵而得病死的。大伯，他在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妈妈讳莫如深地告诉过我，好象是为了一件什么让人特高兴的事而饮酒，酒精中毒而死的。二伯呢听说曾经差点成为飞行员，就是因为我的愚昧的奶奶坚决不放，而未能成行。因为我老爸最老实，被村里的人戏称为“把戏”，而村里的每个人似乎也都有各自的外号。我对一个叫“老猴子”的人记得很清楚，论辈分，我该叫“伯爷”，但从一次事件之后，我从没叫过。那是有一年，我家在某块田里种了西瓜，白天黑夜都得有人值守，不然会有小偷光顾。村里那时小偷很多，菜园里的菜鸡圈里的鸡时不时地就被人偷走，但摸不准是谁，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母亲于是安排我和我的弟弟白天守在西瓜地里那个用木皮扎成的棚里。正值中午的时候，那个“老猴子”就来了，径直坐到棚子里，说着故事逗着我和弟弟笑。不知不觉，我和弟弟都睡着了，醒的时候是被妈妈叫醒我们的。当时妈妈很生气，嘴里愤愤地不停地骂着什么，我和弟弟不明就里，直到听妈妈说西瓜地里不少西瓜不见了，我们才大哭起来。也就从这开始我恨死了这个“老猴子”。但是后来听说“老猴子”的儿子外号叫“呀噶妹子”在某地偷了别人家的牛杀来卖了，被公安的带走了，从此“老猴子”就蔫了，整日里埋着头走路，逢人也不打招呼，别人也不理他。
小时候过年的那几天最热闹，我们也很开心。不但可以在这天穿上平时怎么也穿不上的新衣服，还可以分到几颗糖，平时的糖是被爸爸妈妈锁在柜子里的。“开门炮”一放，我们就穿着新衣服走家串户，回来时兜里塞得满满地都是糖和瓜子。晚上更开心，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把家里能敲得响亮的东西都搬出来，敲敲打打，和对面的人家比赛谁的更响亮，会敲鼓的更厉害，嘭、嘭、嘭——敲得有节奏有乐感，通宵达旦都不晓得累。有时候舞龙灯，我还能捞到能举个小灯笼的机会，家家户户都会出来迎“龙“，祁福来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当时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回来了，而且是带着妻儿孩子回来的。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一条我记忆中没有的石拱桥竖在我面前，那种田园香风拂面而来，青山醉卧，碧海连天，沟渠阡陌纵横，远远望去平地里有几栋白色的砖瓦房格外的醒目。在地里插秧的以及正开着耕田机的有几个人，我一时记不得该叫什么，看到我的到来，都一齐立起身，带着一丝惊诧：“宽伢崽，你回来了”。不知怎么了，我竟感到有一点害羞，哼哼哦哦的，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走进村子，那株参天大树还在，在风中哗哗作响，似是对我的到来做鼓掌状。树下多了一些正在嬉闹的人群，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妇女；有正在打麻将以及围着桌子吆喝的几个男女老少；还有一些不知父母是谁的孩子正在玩着玻璃弹子球。我本想绕开他们，但是还是被他们及早发现了，他们有的看了我一眼，有的抬头喊了我一句，然后又各自忙各自的去了。我不由升起了一种失落感。快到自家门口时，我竟又看见了“老猴子”，我本想叫唤一声“伯爷”，但还是忍住了。这“老猴子”竟然还笑，我看到他仔细地打量我，笑意中似乎带着些许愧疚，似好不容易一样嘟哝了一句“回来了”，然后扛着他的耙子走了。我望见了在家门口向我招手的老母亲，我双眼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