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用文字代替文学，事出有因。如今的时代讲究快速，讲究简洁，连文字这种古老文明的产物都经常被限制在140个字以内的排列组合，所以如今的所谓大师炮制的文学大餐，其实已不能算作文学作品了。之前看到一则关于北京万圣书园二月畅销书的排行榜，我发现上榜的多数是评论集，随笔集，如果我没记错，排在前列的故事只有章诒和的小说《杨氏女》。这不能归咎于作者的寥寥诚意，将昔日文字拼接成一本书来赚版税，其实抛开狭义的按内容分类，文字的功用类似于一根火柴，在于点亮心中那颗蜡烛，以此照亮人性，照亮理智，甚至照亮未来。
我想大部分同意这个蜡烛论的人，无外乎有两条找到那根火柴的方式：要么沁润于人类文明留存的文字记录，对于他们，那根火柴可能是史诗，可能是宗教经典，或者可能是任何一段承载了作者悲悯人世情怀的故事，但是，这样的人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实在太少太少了。在懵懂的青春开端，广泛涉猎这些书籍会被视为异教徒，只有少数人像《飘零一家》的作者马国光，胆子大到高举反抗大旗，逃课去公园随心所欲读书。另一个方式，得益于前所未有的宽广的信息接受渠道，网络带给人们的另一个广泛天地，任何人在此可以发表意见，并可能以此成名。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榕树下这个网站，如果不了解，总该知道慕容雪村，路金波吧。这些得益于网络的文字写手曾经被一代年轻人视为偶像，但是除了作品得以见天日外，我怀疑他们与80年代爱好写诗的文学青年有何不同。
网络文学时代，文字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而至于我们这一代，恐怕多数的文字汲取就是通过网络。说到这个，恐怕不得不提及韩寒，他可以说是我们前十几年求学生涯的共同记忆，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曾经以一种独特的姿态提醒我们，原来生活还可以过成这样。不过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前不久我和同学为了省运费合买书籍，他下单韩寒的手稿《光明与磊落》，然后第二天和我说，看了他初中时候的文章，也就那样啊。我当时就笑了，我想这体现了一个有趣的逻辑，试想我掏腰包支持你，是因为久仰盛名，视你为偶像，结果你的字儿非但没让我心潮澎湃，反而涌起一种平庸的无力感，还有什么比这更讽刺吗？另一个相似的经历是，我之前与一位中年友人的一次争论，起因是一篇博客，我这位朋友抵触文章中的观点，并以此判断，阅读这些文字是危险的。但在此前，当我以说说作为读书笔记，摘录该作者其他作品中的片段时，她说，这很深刻。同样的，当我援引刘瑜老师的演讲《青年的觉醒在于摆脱集体主义思维》时，没有人不为之叫好，但我自己向别人推荐书籍时，我都说《余欢》这本小说我不是很喜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视刘瑜老师为偶像，按照常理，我该欣赏她的每一段文字，并不遗余力向其他人推荐，可是有时候还真提不起这个劲头。按照习惯，我视许知远为公知典范，也应该带着欣赏的态度，阅读他的每篇文章，可是我也无法假作欣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一些极度犀利又悲观的论调。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打折的欣赏，其实不能算一种对偶像的崇拜，或者说我从未视他们为偶像，他们对于我的意义，是点燃了心中的那根蜡烛，而之后对于人生的探索，在文字中寻找，思考，表达，就与他们并无太大的关系了。他们作为写作者，作为公知的使命，也许就在于拨开青年心上的蒙尘，使其下定决心重拾被吊诡的现实所遮蔽的一切高尚和美好，这就够了，真的够了。我想起之前和同学讨论的当代记者的品性，我半开玩笑地说，要么有良知，要么当记者，现在我很想修正这个武断的二元论，其实总有些人是时代洪流的例外，当阅读《中东现场》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张翠容写到，翻云覆雨的中东，容不下记者个人的荣辱与天真烂漫，它需要的是我们老老实实而灵巧的记录做一位以为记录者。熊培云在书的序言里抒怀，作为来自乡村的游子，故乡是他的精神栖息地。我突然了悟，此生，我会与无数的文字相遇，有些震撼我，有些塑造我，有些使我唾弃，我不必去追溯文字背后的作者的点点滴滴，这毫无意义。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没有文字偶像，但我有许多火柴，轻巧一划，就可以保证心中理性之火熊熊不灭，直到生命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