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
——史铁生《我与地坛》
一、
厂甸庙会的保障，让我再次接近这个地方——倘若以“熟悉而又陌生”形容附庸风雅，那么不如将陶然亭划归到“陌生”一类，更为直截了当。至今我仍愿意把我生活23年的地方称作“宣武”，而陶然亭似乎是每一个80后宣武孩子记忆中最常去的公园，乃至成为这一代与这一带“公园”的代名词；很难估量每个人对陶然亭的记忆是好是坏、是多是少，但我清楚陶然亭之于这一代（带）的我们，是贮存记忆的地方。
二、
那时的陶然亭显然是大孩子们的乐园，碰碰车、金鱼飞车、疯狂老鼠、海盗船，对于幼儿园孩子挑战极大的“惊险”项目不一而足。似乎每次都是被父亲裹挟上那些发出隆隆巨响的怪物，伴着他人兴奋与自己惊恐的尖叫声中，上蹿下跳，最终平安着陆的那一刻我大约都难以自已，哭喊着被父亲从各种怪物上卸下，擎着泪祈求他不要把我再推上下一段惊恐旅程；而母亲总是适时的捧来爆米花或是其他零食，微笑着嗔怪父亲几句，便又取出些钱与父亲，让他再买票将我奉与下一个怪物品尝……
如果说游乐项目对于儿时的我更多的是惊恐尖叫，那么在陶然亭划船就是治疗惊魂未定的我的一剂良药。父母都喜欢手划船，唯独我青睐天鹅造型的脚踏船，船通过摇杆控制左右，我居中把着摇杆，他们在两旁蹬踏板，“满舵左，左满舵！”，我兴奋地喊着，他们把船推向前方——正像这个家廿年渡过的时光……
陶然亭，包容着我孩提的胆怯；保育着我童真的幸福。
三、
我的小学正在右安门，离陶然亭不远，这里就自然成为小学组织集体活动的不二场所：春游、秋游、冬季锻炼，甚至是爱国主义教育……原本为国捐躯的先烈层出不穷，英雄事迹也颇为多样，我是很难记住哪位先烈长眠于此的，但我班恰有同学与烈士同名，我便对“高君宇”这个名字印象深刻。两列红领巾牵着手，由两位老师前面领路、后方压阵，穿过蜿蜒巷陌，歌声与杨絮随风飘荡，旭昱的阳光照的额头微微出汗，这时有个胆大的同学向老师倡议“老师，我们要吃冰棍！”，一石激起千层浪，同学们的就一蜂而上；而老师则只好就范，买冰棍来与我们。而后的路上便少了歌声，只剩下一群孩子，贪婪地舔舐着童年无虑生活的冰凉，却尚不知未来的人生会是何等的滚烫……
四、
小学毕业后便突地很少来到陶然亭了，一方面是因为学业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因为陶然亭拆掉了几乎是所有的游乐设施，重新改造成绿化公园，硬生生把孩子的乐园扭成了“公”园，大雪山成了陶然亭里留给孩子们仅存的硕果。
在那之后唯一去陶然亭的一次是和姑姑家的堂姐，说是去到陶然亭滑雪山。大概从晌午到黄昏，都只在陶然亭仅存的雪山上上蹿下跳，直到叔叔把我们找到。那时他才刚成家，脾气也好，但那天他却对我们大发雷霆，说家里人找我们都急坏了，还以为被拐走之类的话。我与姐姐不屑他的训斥，埋怨他不该来找我们，他却很快平息了怒气，找个电话亭跟家里说已经找到我们，叫家里放心，尔后带我们去麦当劳买了汉堡，笑着看我们填饱肚子。
后来他有了孩子，却为了生活更加操劳，听长辈说他经常在家发脾气。但我将信将疑，因为自始至终，他从未在有我在场时发作，但从他日渐深陷的眼窝中，能够猜想他过得并不很好……他的离世很突然，正是我面试公务员的那天。没在场的我只是听家人描述，他刚进家门只字未吐，扶床想要躺下却再没起来，离开的没有痛苦，只将痛苦留给了生后的白发人与黑发人。而这痛苦源于他的承受，我常思忖他是以何种毅力从某地强忍痛苦的回家，一步步踱入家门，却不向亲人求助，而选择默默回到自己房间，在即将躺倒床上时，再也承受不住心脏的痛楚溘然而亡——承受啊，你的本名叫“生活”！我为我当时因为考试不能赶回现场而时常悔恨，也为他的壮年早逝而难抑哀伤；在感受生命脆弱的同时，也体味了须臾生命的存在感和记忆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