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贫瘠的农村，家中姊妹4人，排行老二。在那刚刚结束战争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岁月，她养成了许多优良的品格。
母亲十二岁时承担家务，帮助外婆纺线织布和照料弟妹。有一件事，让外婆直到去世都一直觉得亏欠母亲。那是母亲小时帮外婆纺线的一个夜晚，纺线线鎚蹦起，线鎚尖将母亲右眼扎伤了，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失明。对此，母亲从未埋怨外婆，也从未向我们提起。
婚后的母亲一直伴着辛劳和清苦。父亲六岁时，爷爷去世，只留下一间破瓦房。父亲，奶奶，一个叔叔和俩个姑姑，相依为命。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家中一贫如洗，像样的被子和衣服都没有。母亲把外婆给她的嫁衣分别给叔叔和姑姑做了一身漂亮的衣裳，给他们更换了被褥。全家人在面貌上有了改变。经过母亲的操持和全家努力，一年后，家里修整了住房，条件有所改善。随着我的出生和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和家庭一齐进入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父亲要劳动，姑姑们正长身体，母亲把吃的让给父亲、叔叔和姑姑，自己吃不饱没有奶水喂养我，就用碗盛上一点米汤，在碗边摆上棉花让我吸。我的成长给家里带来了欢笑，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于体质弱、老生病，母亲三天两头、白天黑晚地抱着我上医院，花光了她所有的积蓄。1968年，我大妹出生，奶奶和父母分家了，这意味着父母要从零开始，不但要愁吃的，还要愁住的。奶奶要生活，不能照看我们，母亲白天用一条手工织的棉布把我们系着背在身上出工争工分，晚上给供销社纺1。5斤棉线才睡觉。由于生活艰难，劳动强度过大，母亲一次患上了严重的胃下垂，一次患上重伤寒，差点丢了生命，后来在外婆的救济下，通过中医调理才缓过气来。母亲说这些算不了什么，她不怕也不后悔。
母亲明知儿多母苦的道理，却总想再生一个男孩让我今后有一个商量，接下来五个妹妹的出生给她带来了数不清的苦难。农忙时，让大的带小的，最小的她背在身上。早上天朦朦亮就起来割2斗田的稻谷再回家给我们做早饭，饭没下咽又忙于洗衣等家务。母亲认为只有紧凑的忙碌，才能每天挣得10分工，减少缺粮，尽量不让儿女挨饿。由于姊妹多，又很小，没有劳动力，每年还是有三、四个月缺粮。为了度过饥荒，平时做饭总在里面兑着红薯、红萝卜、南瓜和野菜，开饭时锅里的饭挑着盛给姊妹，她吃剩下的野菜——直到后来我们进了城，看见南瓜就翻胃——她吃的苦更加可想而知！农闲时，白天跑二三十里地去捡一百二三斤干柴挑回家，晚上安排好我们姊妹睡觉后，又纺线织布，将织好的布聚在一起，让父亲带到河南去卖补贴家用。为了养育我们，母亲偷偷地到外省要过饭，但在塆里从来没有叫过穷，也很少在塆里向人借吃的。当时，外婆家条件相对较好，外公、小姨和舅舅都是劳动力，不缺粮。母亲怕人笑话，没有吃的时，就在晚上和父亲一起到外婆家挑粮回来。母亲经常告诉我一句话，饭菜无论好坏只要吃饱就行，衣服无论新旧只要穿干净就行。
我从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老实人，重大决策时犹豫不决，又怕跟别人说好话，办事总是母亲去求人。那是1981年夏天，一场大雨过后，河里涨水，为了让我到一所重点中学读书，母亲托人说情，在过河时被大水冲下桥去，恰遇本房大伯路过，才将她救起。然而，我没有珍惜母亲给我创造的良好读书环境，念初中时贪玩没有考上高中。快开学时，她又每天往返40余里，多次找人说情让我上了重点高中。她怕别人瞧不起，一生中做了四次房子，直到我参加了工作还在老家修建房子。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她不愿意，说我们在城里没有房子，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仅靠工资无法生活，还让我把我11个月大的大儿子放在家里，由她抚养、照看。她每天做事时就背在臂膀上，挑担时放在担子的另一头。儿子调皮大哭不止时，她自己打自己，从不说一句伤害孩子的话，直到儿子四岁回到城里上幼儿园。后来，再次劝她放弃种田，她又拒绝，原因还是靠一个人的工资，孩子要读书，目前没房子，她选择了和父亲一起到武汉小姨处打工，直到帮助我们筹足购房款，买了房子。第三次要她和我们一起住时，她说我们老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不习惯，你们同事说话、开玩笑，我们在场不方便，我和你爸还是单住，有什么事我们来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