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是怎样摇曳着扑入我的眼睛的?
一个糟老头,守着一个栽满花的院子。院子的大门永远用铁丝网绑得纹丝不动,没见过那扇门为谁开启过。我们只能猜测臆想,却谁也没有真正见到那一场又一场盛放和凋零的花事。
北面两间瓦房,南面两间瓦房,中间是固若金汤的青石板围墙,院子里一扇紧闭的狮鼻铜环大门。我们不知道老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院子正对着我们的学校。两个掉漆的木质篮球架,就在院子下。男孩子们打篮球的时候跳起来,就看到了一院子的花。他们就惊叫着不停地跳起来。
老头很有生意经。他卖花,卖盐炒的葵花子,三分钱一盅。染了洋红颜料放了糖精的水,两分钱一瓶。对象是我们这群小小学生。
每个孩子朝圣般经过他面前时,口水都要“咕咚”一声,石头似的砸痛喉咙。当然,能买东西的孩子并不多。
温暖潮湿的春末,老头就要大肆推销他的花了。每天下午,他用剪刀剪来一篮子娇媚的蔷薇,盛放的、露珠萦绕未散的蔷薇花,外形华美硕大招眼。那时我们并不知道那叫蔷薇。之前在我狭窄的花常识里,只有带着乡野气开在田埂上沟渠边的野草花,或者水稻花,麦花,桃花,梨花。
但是这些花是带着沉重使命来到这个世间的,开花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过程,生命真正要演绎的,是结果——结出比单小的花更香更有具体意义的果实。就像乡下的丫头,她们的好看难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个大,有力,发育完全,能干活,善生儿育女就行。至于一张脸,就像田埂上的野花,是一个群体概念。她们集体开花、结果、凋零,之后秋风会来收拾。我们并不稀罕这些花。
辨不出颜色的木头校门吱嘎一声开后,孩子们鱼贯而出。老头儿和他的竹篮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守在我们干瘪书包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们使劲挤着嗅着看稀奇,问:这花结什么果子呢?
老头骄傲地瓮声瓮气地回答:这是人工培养的品种,专门为开花而来,果,是不结的。
只为开花而生,不结果?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们不由大为震动,生生地对老头儿起敬。
全开的,明天也许就要凋零,一分钱一朵;半开的,两分钱一朵。
村长的女儿亚娟买得起,队长的女儿亚琴也买得起。玻璃瓶装了水,插上几枝放到床头,晚上,梦是好梦,屋子可以香上几天。直到花谢了,她们依旧有炫耀的理由:用花汁染手指,花瓣和了明矾做成香水。而且,她们只是小范围秘密进行,隔绝了我们张望的脖子,我们连旁观者都做不到。总之,因为有了这花,她们的生活仿佛变得绚烂多姿,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另一扇大门朝她们打开了。
我和宗其黄想极了要一朵这样的花,仔细嗅嗅味道,爱不释手捧着。没钱买,但我们心照不宣,我们有办法。吃过晚饭,心不在焉在外面疯玩一阵,终于等来天黑。我们像两只轻车熟路的野猴攀上老头的围墙。可是老头真是刁,他像是算准谁有这份贼胆,围墙上几乎没有一朵花,他全剪下了,那些浓郁得熏人的花朵在围墙下放心大胆绽放。我们的收获自然少得可怜。
有一天宗其黄告诉我,老头的孙女在隔壁教室。芹,学习很差,性急、粗口、斤斤计较。不知道为什么,就留意起她,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原来,平日他们是走另一个门的。现在,她和她爷爷激烈地吵嘴——她要为我打开那扇积满尘土绑满铁丝的院门。放了学,在许多羡慕的目光下,我堂而皇之去她家,煞有其事地教她若干作业;她与男孩子打架时,为她两肋插刀。
那个老头整日耷拉着脸,谁也不理,弓着身子,扦插、浇水、咳嗽,像一只巨大的衰老的蜜蜂,在他的院子里慢慢穿梭。爬山虎、金银花像瀑布般在他头顶无拘无束倾泻;绣球像明亮的太阳;睡莲安睡在豁口的陶制水缸里,像一拨一拨清凉的月光;月季、凤仙、太阳花,是一个个美丽的仙女流落凡间;蝴蝶、蜜蜂、包包虫在不知名的花树间玩着千篇一律的荡秋千。在这个狭小的院子里,我的童年因为这位不知名的老人,烙染了许多彩色飘香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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