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俊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大四了。真正进入所谓的“热恋”，其实已经临近李俊毕业了。
他毕业前，老师们上课的时候常常会提起“大四那个李俊报名去西部支教了，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学长而骄傲”，我心里却打起鼓，闺蜜也都劝我“校园恋情本就脆弱，何况你们还是个黄昏恋，支教两年变数太大，还是趁早拜了”。
在我的犹豫和眼泪里，李俊高高兴兴地打起行囊去了青海当志愿者。自从开始支教，他“上网不方便了，手机话费太贵，学校事又多”，我们联系更少了，感情自然也有些淡了。我暗暗决定分手，因为不舍，又想着最后再为他做点什么，当是“分手礼物”。
2006年，虽然校外的花花世界精彩无限，大学的生活却还是带着几分传统的象牙塔意味，女生中流行的还是传统的织毛衣和十字绣。决定要亲手准备分手礼物的时候，舍友说“青海那么冷，你织件毛背心多好。”
我的编织水平很有限，只在十几岁时跟着妈妈学着用平针勾过一条卷缩成团的围巾，但为了这“最后的礼物”，便也咬牙买来了一堆鼠灰色的毛线球，死缠烂打地跟着隔壁的编织达人要求学打毛背心，甚至雄心勃勃地盘算着要在胸口上绣上李俊名字的拼音。
从起针开始，我就进展地磕磕绊绊，最后干脆是求人帮打了最初的三层，织了三天，也没织出个背心的下底边，终于决定还是买些粗棒针回来勾条平针的围巾就好。
买回粗棒针的那天，学校正好组织所有学生看对支教大学生徐本禹的采访，看到支教的艰辛，想到李俊也在受这种苦，我突然有些难过。那天夜里，我盘腿坐在床上，就着台灯的光线给李俊打围巾，不禁地想起两个人的点点滴滴：为了帮我买一本当地买不到的小说，他托在各处实习的同学都帮着找；为了送我去打工，他放下毕业论文，顶着烈日骑自行车载我；为了帮我组织好学生会的活动，他每天从实习的学校搭几个小时车回来帮忙……想着想着，泪水就一次次打湿了毛线。
十一月的时候，我所在的海口还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李俊打来的电话里却充满了呼啸的北风声。我有些急了，用一个塑料袋装着线球，走到哪都打着，很快，围巾已经有我腿长，不几日，已经可以从我的锁骨垂到脚面，再加上几个晚上的“夜班”，围巾已经比我人高，能在我的脖颈上足足绕个五大圈了。最后，我又求着班里的巧手帮我在围巾上勾出了李俊名字的拼音，小心地用包装纸包好了寄了出去。
收到围巾的那天，李俊戴着围巾给我发了“奢侈的”的彩信，他黑了，瘦了，脸陷在鼠灰色的围巾里更显憔悴，他身边挤满了脏兮兮的小脑袋，他们都拉着他的围巾，笑得一脸灿烂。他在另一条短信说，孩子们也都喜欢围巾，能不能帮他们织几条，他们上学路远。我被李俊感动了，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如果放弃他，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好人。
那个冬天，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编织，直到李俊班上的十几个孩子都有了围巾。因为这些围巾和这些围巾温暖着的孩子的故事，我们又变得亲密，我不再觉得支教和支教的他，是遥远的，我们不过是在围巾的两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