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车反复碾压两次而无人施以援手的“小悦悦”走了， 带着对这个世界难以言说的留恋，带着许多人的祝福，走向了那个没有车来车往的美好世界。其实她大可在天堂安睡，不必羁留这满布悲秋和苦难的殿堂，这儿世界容不得也配不上那么纯洁而美好的灵魂。
很多人将道德的沦丧归罪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国外的经济发展长久领先于中国，却没有听说过国外发生过如此多的人间悲剧。每当社会出现道德危机，人们总是会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类口号来呼唤道德的复归，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知何时成了可以包治百病的“神药”，但每次道德的宣扬无不以一次次的社会悲剧而变成了文明史上的闹剧。从上小学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到现在的“八荣八耻”，我们成了口号的“最大生产国”，每逢节日，遍地的口号让你眼花缭乱，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心灵手巧”，汉语的优越性被他们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只会让中国的历史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往复。
对财富的权利的追逐是撒旦对尘世中每个人的诱惑，它是人类堕落的必然趋势，正因为它不可避免，我们才需要宗教和人文理想来抗争这样内在的堕落，因此西方的原罪说让西方保持了很好的道德秩序，他让西方人认识到了自己内心的缺陷，并且用祈祷来与上帝对话，完成自我的救赎。而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佛教能被中国人接受，也是被“阉割”的，正像只有被阉割的太监能被皇宫接受一样的，人们带着满腹的功利去向释迦摩尼索求财富和权利。没有了宗教，那就剩人文理想了，这个中国有吗？
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着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取向，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有助于改变生存环境，这种倾向在文革时发挥到了极致，但显然其与文学的本质背道而驰，伴随着大众文学的兴起，我们莫名的兴奋了一阵，但大众文学或许是觉得“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担子太重了，它不知觉中放弃了它的出发点而转成了大众的娱乐性消费，但这种转变是基于社会现实的，那就是对于现实的无能为力，因为建立在生存困境中的人文精神没有任何超越的可能。我们在琐碎的生活中一步步地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不自觉中变成了撒旦在尘世中的代言人。
教育最大的作用在于其提供了每个人内心成长的机会，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内在成长的过程，但我们教育却总是背道而驰，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环境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教育失败的越彻底，维持规范的人所承担的个人风险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见死不救”这样有悖于人性的场面却无时无刻的在上演。
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三粒毒药，但我们的媒体却乐在其中，在电视和网络的宣传下，我们整个民主像吃了“春药”般躁动，像喝了鸡血般冷酷。在这里，鲁迅痛苦的鞭笞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在媒体的宣传下，我们把人生的意义附加在每一件现代科技下的产品上，我们把活的变成了死的，最后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死的，我们靠着本能过活，盲目地行走在这个惬意的“人造世界”中。
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世界注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黑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撒旦，只不过披了一层人的外衣罢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撒旦，只不过披了一层人的外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