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来冬去，物是人非，只有那灰白的站牌，寂静的铁轨，还聆听着世事沉浮……
——题记
1980年，一个在宝鸡长大的少年跟随他已经退休的父亲，以及他的三哥，四哥一起回到父亲的故乡，湖南汨罗。平稳的内燃机车缓缓行驶在枕木之上，那个纯真年代，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火车停靠在汨罗车站，几天的旅途，早已闷坏了好玩的少年，他飞身下车，把家人甩在身后。身后，回到故乡的父亲正喜笑颜开，挽着身着碎花裙的母亲下车，那年，这位父亲五十岁，母亲四十六。车站没有建筑物，简陋的泥土地上竖着水泥站牌——汨罗站。站台就是水泥牌和铁轨边两排新砌的红砖墙。砖墙上，用白漆涂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哥扛着革皮箱子，边吹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边四处张望着从未踏上过的这片土地，而四哥，喊着已经跑远的弟弟，那个少年：“江江，别跑远了，快回来，跟咱爸走！”
这家人姓伏，那少年，就是我的父亲，而其余几人就是我的爷爷，奶奶，三伯和四伯。那年，伏家人的足迹第一次印在了站台上……
爷爷一家人，在县城里一户姓杨的人家租了一间房，一月五块，安顿下来。父亲接了爷爷的班，跟三伯四伯回外地参加工作去了，弟兄几人，每年都从这站台出去，又从这站台回来，那几年，车站附近，一座横跨铁轨的大桥建成了，而车站依然简陋，就像爷爷的泛白的中山装一般。
过了两年，三百跟杨家的女儿，我的三妈结婚了，四伯也找到了意中人。一年，春节过后，三伯跟我的父亲准备回单位上班。在站台上，三妈的红皮鞋沾上了早春的新泥，她恋恋不舍地望着自己的丈夫，而三伯，此刻又何尝不是难舍即将孤单一人的妻子呢？三伯拥抱着三妈在站台上痛哭不止，三伯最终决定，改天再走。夫妻二人离开那站台，择日而定。
后来，三伯决心不再离开汨罗，于是他离开单位调回老家。三伯再次踏上那站台，白漆已经开始发黄，有个铁道槛刚刚架好。1984年，三伯和三妈借来一万块，在生产队分给三妈的土地上建起新居，为了省钱，年轻的三伯自己用板车拖来了盖房用的七千块砖。伏家，这才在汨罗站稳了脚跟……
1990年，一趟由北方驶来的列车停靠在小站上，一个身着尼龙大衣，围着针织围巾的女孩在我父亲的搀扶下，走下列车，二人走在站台新铺的水泥地上。女孩是四川人，皮肤是那样雪白，就像站台新刷白的围墙一样。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女孩，就是我的母亲。那围墙上，用红漆写着：“计划生育，人人有责。”围墙的尽头，紧靠着站台，有一个两间教室大的候车室，是一座平房，里面摆着几十条长板凳。候车室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出站口，无人检票，门口有几个叼着烟的三轮车司机熟悉的站台，年年别离，又年年相聚，各自带着妻儿去向自己远方的小家。
1992年春天，父亲搀扶着腹部隆起的母亲登上南下的列车，内燃机车提速了，没有了往日的安逸，到平添几分颠簸。一路上，父亲紧张地盯着母亲微微隆起的腹部，生怕有什么闪失。
下火车时，父亲没像过去那样箭步冲下车，而是小心翼翼搀扶着自己的妻子。春节刚过，父亲担心回单位的人太多，可下车后，他所在的北站台上并无拥挤的人群，寥寥数人而已。待火车发车，对面的，见到出站的乘客连忙迎上来拉客……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在青岛结婚了。这一年，伏家人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除了三伯留在汨罗，其他兄弟四人依旧年年登上那南站台才进入视野，熙熙囔囔的人群拥挤在刚刚搭上天蓬的南站台，那是汨罗县第一股南下广东的民工潮，站台上，还从未这般热闹过……
九月份，一个新生命在人民医院的产房里降生，婴孩的啼哭给这个大家庭注入了新的生机。此时，伏家已经是四代同堂，然而，在我出生一个月后，我的曾奶奶就离开了人世，有人说，是我把她顶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