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逸文化，从最初凿岩穴居、餐风饮露的“形隐”，发展演化至注重主体精神化的“道隐”，“出仕”的愿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为了兼具隐逸品格，又不失兼济天下、不失物质来源，而不断地将隐逸文化进行丰富，并认可，只要具备隐逸的品格，就不必高卧林泉，亦可得隐士气节美名。因此有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之说，它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白居易有诗：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意思就是说大隐住朝市，太过喧闹，小隐林泉，太过冷清，只有中隐，远离朝廷政治权力中心，到州郡地方为官，或干脆做个清闲的散官，边官边隐；除吏隐之外，也有随机应变，“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政治环境好的时候出仕为官，政治环境恶劣时入隐的时仕时隐，诸如此类，都被认同为不失隐逸精神惬意自由的人生。
然，在历史风云多变与曲折前行之中，无论隐逸被延伸出多少丰富内涵，后人所景仰的，还是那些具有真正隐士品格的“真隐士”们；对半仕半隐、忽仕忽隐、隐而求荣等大多嗤之以鼻；对以隐求仕，更持讥讽与鄙夷。
隐逸，如能潜心体悟生生不息、圆融自然的生命本质，于聆听鸟鸣、踏青赏花、沉思行吟、渔猎躬耕、营园艺蔬、品茗钦酒、濡墨挥毫、抚琴啸歌间消解一切世俗的烦累，纵然清贫，也持悠然自得、旷达闲适的心性。如此，或可摆脱千百年来“出仕”思想的束缚，以达隐逸的最高境界。
